1950年2月的第一个周末，台北的雨终于停了。陈景云踩着水洼走向图书馆，裤脚还沾着昨夜从床板下取铁盒时蹭到的泥垢。他怀里揣着半张《大公报》剪报，那是林明辉用省下的口粮从校外小贩手里换来的，边角印着“上海工人文化宫落成”的消息，配图里的建筑飞檐翘角，像极了他家弄堂口的老戏台。
图书馆三楼的旧期刊室光线昏暗，空气中弥漫着霉菌和灰尘的味道。王浩已经等在那里，正假装翻阅《东方杂志》，眼角的余光却警惕地扫着门口。“景云，你看这个。”他把一本1948年的《观察》周刊推过来，内页用铅笔圈着一篇《论中国的命运》，作者署名“胡风”。
“这是……”陈景云的手指刚触到纸面，就像被烫到一样缩回。他知道胡风，知道他那些关于“主观战斗精神”的论述，更知道在如今的台北，谈论这类刊物意味着什么。
“是哲学系的赵文远藏的，”王浩压低声音，喉结滚动了一下，“他被带走前托人交给我，说里面夹着他父亲从北平寄来的信。”他翻开杂志中缝，果然掉出一张泛黄的信纸，上面用毛笔写着：“时局虽变，文脉未断，望吾儿守正出新……”
陈景云的心跳骤然加速。北平已经改称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了。他想象着赵父在古都的四合院里写信的模样，笔尖划过宣纸时，是否也像他一样，牵挂着海峡对岸的孩子？
“不能留在你这里，”陈景云把信纸塞回杂志，“张凯他们天天盯着你，上次搜查就问起过赵文远。”
“那怎么办？”王浩的额角渗出细汗，“这是赵文远唯一的念想了，他父亲好像还是……”他没说下去，但陈景云明白，能在北平写出“文脉未断”的人，多半与新政权有关联。
窗外突然传来一阵喧哗，两人赶紧把杂志塞进书架深处。透过窗户，只见十几个戴臂章的学生押着一个穿西装的男人走过，那人手里还攥着几本书，其中一本封面鲜红——是鲁迅的《呐喊》。
“又是查禁书的。”王浩的声音里带着颤抖，“昨天我听说，连《家》《春》《秋》都被列为‘危险读物’了，说里面宣扬‘左倾思想’。”
陈景云想起自己箱子里那本磨破了封面的《呐喊》，还是临行前父亲塞给他的，说“年轻人该读读鲁迅”。现在看来，这本曾激励他思考的书，竟成了可能致命的危险品。
两人匆匆离开图书馆，走到操场边的榕树下时，林明辉突然从树后闪出来，手里攥着一个油纸包。“给，”他把纸包塞给陈景云，“巷口老邮差偷偷给我的，说这是最后一批从香港转来的‘私函’，以后不敢送了。”
油纸包里是一封信，信封上的邮票已经褪色，寄信人地址写着“香港九龙”，收信人是“陈景云 台北大安区”。陈景云的手指触到信封时，发现里面似乎还夹着什么硬物。他环顾四周，确认无人后，躲到榕树后面拆开信。
信是用繁体竖排写的，字迹陌生，内容却让他浑身一震：“景云贤侄如面，令尊令堂托吾等转告，沪上安好，勿念。附家传之物一枚，权当信物。”信末没有署名，只画了一朵含苞的白玉兰——那是他家弄堂里种的花。
他从信封里倒出一枚铜锁，锁身刻着缠枝莲纹，钥匙孔处还挂着半片红绸。这是他小时候挂在床头的长命锁，八岁那年摔断了锁梁，母亲找银匠焊好后，特意系了片红绸辟邪。他抚摸着锁身上母亲刻的“云儿”二字，泪水突然决堤而下。
“是……家里的信？”王浩和林明辉凑过来，声音里满是羡慕。
陈景云点点头，哽咽着说不出话。他知道这封信能送到有多不容易，香港的中转人，台北的老邮差，都冒着“通匪”的风险。而信里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尘封已久的思念。
“快收起来！”林明辉警惕地看着操场入口，张凯正带着几个人朝这边走来。陈景云赶紧把长命锁和信塞进内衣口袋，用外套裹紧。
“陈景云，王浩，”张凯走到跟前，目光在他们身上转了几圈，“刚才在图书馆看见你们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
“没什么，看书。”陈景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
“看书？”张凯冷笑一声，伸手就要去搜陈景云的口袋，“看什么书需要躲在榕树下？是不是又藏了‘共匪’的宣传品？”
千钧一发之际，林明辉突然哎哟一声，捂着肚子蹲在地上：“哎呦……我的肚子……张凯你快帮我叫校医……”
张凯被他打断，不耐烦地皱起眉头：“又装病！懒得理你们！”他狠狠瞪了陈景云一眼，带着人走了。
看着张凯走远，林明辉才慢慢站起来，额角真的渗出了冷汗：“刚才……我是真有点不舒服。”
陈景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不出一句感谢的话。他能感觉到怀里的长命锁还带着体温，那是母亲的温度，是家的温度。在这个被戒严笼罩的孤岛上，这枚小小的铜锁，成了他与大陆连接的唯一纽带。
傍晚时分，陈景云躲在宿舍床底，用衣襟擦去长命锁上的灰尘。锁梁上的焊痕依旧清晰，那是母亲当年拿着锤子，小心翼翼敲上去的。他把锁贴在胸口，仿佛能听见母亲在耳边说：“云儿，别怕，妈等你回家。”
这时，王浩悄悄递过来一个油纸包：“赵文远的《观察》，我藏在篮球里带出来了，你先保管几天，我去找找有没有可靠的人，把信送回北平。”
陈景云接过油纸包，感觉到里面杂志的重量。他知道，这不仅是一本禁书，更是一个游子对家乡的执念。就像他怀里的长命锁，就像床板下的铁盒，这些被禁止的物品，反而成了他们活下去的勇气。
夜深了，陈景云躺在床上，把长命锁挂在脖子上，贴身藏好。窗外，一弯新月挂在天边，清冷的月光透过气窗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树影。他望着月亮，想起李白的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此刻的故乡，是否也有一轮同样的月亮？父母是否也在望着月亮，思念着海峡对岸的儿子？
他摸出枕头下的《大公报》剪报，借着月光，再次抚摸着上面的五星红旗。那红色在黑暗中仿佛燃烧起来，照亮了他眼前的黑暗。他知道，只要这星星之火还在，回家的路就不会迷失。
而那些被传阅的禁书，那些暗夜里传递的信物，就像天上的星星，虽然微弱，却固执地闪烁着，指引着游子们回家的方向。
这一夜，陈景云睡得格外安稳。因为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在等待。在这孤岛的各个角落，还有无数像他一样的人，怀揣着对家的思念，在戒严的阴影下，顽强地活着，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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