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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人意识的困兽之斗

水屿

乡下老槐树的槐树叶还没干透,林老师就带着位穿灰衬衫的男人找上门,说是市里美术馆的策展人,姓周。周策展人手里捧着本厚厚的画册,翻开时满是精致的插画,色彩鲜亮得晃眼:“沈禾老师,我们想邀您办场个人插画展,主题就叫‘城市里的角落微光’,场馆、宣传都由我们负责,您只需要提供作品。”

画册里的作品大多画的是城市角落的咖啡馆、旧书店,笔触细腻,却少了点烟火气。我指尖划过纸页,突然想起画桌抽屉里的玻璃罐,想起江屿缝补的蓝布衫,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扯了下。“谢谢周先生,我需要想想。”

周策展人没多劝,只留下张名片:“您考虑好随时联系我,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他走后,江屿正蹲在地上整理刚买的向日葵籽,听见动静抬头笑:“谁来了?”

“美术馆的人,想让我办插画展。”我把名片放在桌上,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边缘。

她手里的籽袋顿了顿,随即继续整理:“办展是好事啊,能让更多人看见你的画。”话虽这么说,她却没再抬头,睫毛垂着,看不清眼里的光。

那一晚,谁都没再提办展的事。我趴在画桌上画巷口的野菊,江屿坐在旁边剥瓜子,瓜子壳堆了小半碟,却没像往常那样絮絮叨叨说厂里的事。我画到后半夜,她已经睡着了,手里还攥着颗没剥的瓜子,眉头轻轻蹙着,像在做什么不踏实的梦。

第二天清晨,窗台上的蓝雪花落了片瓣,悄没声地飘在画纸上。我刚洗漱完,就听见敲门声——是周策展人,手里捧着盆奇怪的花,花瓣像钟面,嫩黄色的纹路像时针分针,“这是时钟花,每天会跟着太阳转动,到固定时间就会开放,送给您当画材。”

时钟花的花盆很精致,是白色的陶瓷,和我们粗陶瓶里的蓝雪花放在一起,显得有些突兀。江屿端着豆浆从厨房出来,看见花盆时,端碗的手轻轻晃了下,豆浆差点洒出来。“周先生快坐,”她把豆浆往桌上放,声音比平时低了些,“我去给您倒杯水。”

周策展人没坐多久,临走前又提了办展的事:“沈禾老师,场馆我们都选好了,就在市中心,人流量大,肯定能让您的作品被更多人认可。”

他走后,屋里静得只剩下时钟花叶片转动的轻响。江屿蹲在地上擦豆浆洒出的痕迹,擦了半天也没擦干净,突然说:“你要是想办展,就去吧。”

“你不想我去?”我蹲下来帮她擦,指尖碰着她的手背,凉得像蓝雪花的瓣。

她没说话,只把脸别向窗外,阳光照在她侧脸上,能看见眼角的红。“我就是觉得……”她张了张嘴,声音发哑,“办展了,你会不会就想画那些‘微光’,不想画巷口的野菊和向日葵了?会不会觉得……这里的日子太普通,配不上你的画?”

她的话像把钥匙,突然打开了我心里的锁——原来我犹豫的不只是办不办展,是怕办了展,就会被“精致”“认可”这些词推着走,怕自己画着画着,就忘了蹲在地上剥瓜子的江屿,忘了张叔杂货铺的藤椅,忘了那些藏在烟火气里的、最真实的暖。而江屿的不安,也不是不支持我,是怕那些外界的声音,会把我们紧紧攥着的“普通日子”,变得不普通。

我突然抱住她,下巴抵在她发顶:“傻丫头,我画的所有‘微光’,都是巷口的微光啊。没有张叔的旧电瓶,没有你补的蓝布衫,没有卖豆浆阿婆的车,我哪能画出那些画?办不办展,我都是那个蹲在向日葵地里看你笑的沈禾,永远都是。”

她的肩膀轻轻颤了颤,眼泪掉在我衣领上,烫得人心里发疼。时钟花的叶片还在慢慢转,嫩黄色的纹路映在地上,像在为这场双人意识的拉扯,画了个温柔的圈。

那天下午,我给周策展人回了电话,说愿意办展,但展里的画,必须都是巷口的故事——有张叔的杂货铺,有卖豆浆阿婆的车,有江屿蹲在野菊丛里的模样,还有抽屉里的玻璃罐。周策展人愣了愣,随即笑着答应:“这样的展,才更有温度。”

挂了电话,江屿正把时钟花移栽到粗陶盆里,原来的白陶瓷盆被她收了起来。“这样就好看了,”她指着花盆笑,“跟蓝雪花放在一起,像一家人。”

我走过去,从背后抱住她,看时钟花的叶片在阳光下慢慢转。原来双人意识的困兽之斗,从不是要争出个输赢,是要在拉扯里看清彼此的心意——她怕你走太远,你怕她不安心,最后却发现,你们早把彼此的心意,缝进了画里,藏进了日子里,像时钟花和蓝雪花,在同一个粗陶盆里,朝着同一个方向生长。

夜里画稿时,我在画纸上添了盆时钟花,旁边是粗陶瓶里的蓝雪花,画桌抽屉里露出玻璃罐的一角。江屿凑过来看,突然说:“再加两只牵手的手吧,放在时钟花旁边。”

“好。”我拿起笔,笔尖在纸上划过,心里的不安像被风吹散了——原来最好的陪伴,不是永远一致,是在意见不同时,愿意停下来听对方的心意,愿意把彼此的顾虑,都变成画里最暖的细节。

窗外的月光洒在时钟花上,叶片轻轻转,像在为这双人意识的和解,打着温柔的节拍。

  时钟花移栽到粗陶盆的第三天,开始跟着太阳转了。清晨时花瓣朝着东边,到了午后,就慢慢转向西边,嫩黄色的纹路在阳光下亮闪闪的,像画在花瓣上的小表盘。江屿总爱蹲在旁边看,手里攥着小本子,时不时记一笔:“早上七点朝东,中午十二点朝南,下午五点朝西……”

“你记这个干嘛?”我凑过去看她的本子,上面画满了时钟花的小速写,旁边标着时间,像份专属的“花时记录表”。

“以后你画它的时候,就能找准方向啦。”她抬头笑,眼里的光比花瓣还亮,“省得画错了,让人看笑话。”

我捏了捏她的脸颊,心里暖烘烘的——原来她记这些,都是为了我的画。就像上次办展的事,她嘴上没说什么,却在暗地里,把所有能想到的细节都替我考虑到了。

周策展人又来了趟出租屋,这次是来送展陈方案的。方案册上画满了场馆的布局图,他指着其中一页说:“沈禾老师,我们想把您的画按‘四季’分类,春天画野菊,夏天画向日葵,秋天画蓝雪花,冬天画巷口的路灯,您觉得怎么样?”

我翻着方案册,突然指着其中一个角落:“这里能不能留块小地方,放我画桌抽屉里的玻璃罐?还有我和江屿的旧物件,比如她补的蓝布衫,张叔送的旧电瓶零件。”

周策展人愣了愣,随即笑着点头:“当然可以,这样更有生活气息,观众肯定会喜欢。”

他走后,江屿从衣柜里翻出那件补了向日葵的蓝布衫,抖了抖上面的灰:“这件衣服都旧了,拿去展览会不会太寒酸?”

“不会。”我把布衫叠得整整齐齐,“这是咱们日子的见证,比任何新衣服都珍贵。”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开始忙着整理展览要用的东西。江屿把玻璃罐里的纸条、画稿都拿出来,一张张擦干净,再按时间顺序排好;我则把这些年画的巷口插画都找出来,铺在地上,一张一张地筛选。张叔听说我们要办展,特意把他的旧藤椅搬了过来,说:“把这个也拿去,让城里人体会体会咱巷口的日子。”

展览前一天,我们去场馆看布置。我的画挂在墙上,蓝布衫被装在透明的展示柜里,玻璃罐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旁边摆着张叔的旧藤椅,藤椅上还放着个小小的粗陶瓶,里面插着新鲜的蓝雪花。

“你看,”江屿拉着我的手,声音里带着点激动,“咱们的日子,都被装在这个场馆里了。”

我看着眼前的一切,突然觉得眼眶发热。原来这场展览,不是为了“出圈”,不是为了被更多人认可,而是为了把我们在巷口的日子,好好地梳理一遍,把那些平凡却温暖的瞬间,永远地留在时光里。

展览开幕式那天,来了很多人。有城里的艺术爱好者,有出版社的编辑,还有巷口的邻居——张叔、卖豆浆的阿婆、林老师,他们都穿着最体面的衣服,站在我的画前,像在看自己的日子。

有个小姑娘指着玻璃罐里的纸条问:“阿姨,这些纸条上写的都是你的故事吗?”

我蹲下来,笑着点头:“是啊,都是我和我身边人的故事,有开心的,有难忘的,都被我藏在这个罐子里了。”

小姑娘的妈妈摸了摸她的头:“你看,画画不一定要画多华丽的东西,身边的小事,也能画得这么动人。”

江屿站在旁边,看着我和小姑娘说话,眼里的光比场馆里的灯光还亮。我走过去,攥住她的手,她的手很暖,像揣了个小太阳。

展览结束后,周策展人递给我本留言册。上面写满了观众的留言:“从画里看到了生活的温度”“原来平凡的日子,也能这么美好”“想去巷口看看,尝尝张叔的瓜子,喝喝阿婆的豆浆”。

回去的路上,江屿坐在电动车后座,头靠在我的背上:“咱们的展览,成功了。”

“嗯。”我骑着车,风从耳边吹过,带着蓝雪花的淡香,“以后咱们每年都办一次展,把巷口的日子,一年一年地画下去。”

回到出租屋,时钟花还在跟着太阳转,花瓣朝着西边,像在跟我们打招呼。江屿蹲在旁边,给它浇了点水:“今天辛苦你了,明天还要继续转哦。”

我看着她的背影,突然觉得,双人意识的困兽之斗,从来都不是矛盾,而是彼此的牵挂。她怕我走太远,我怕她不安心,可最后,我们都在这份牵挂里,找到了最踏实的方向。就像时钟花,不管怎么转,最终都会朝着太阳的方向;我们不管走多远,最终都会回到巷口,回到彼此的身边。

夜里画稿时,我在画纸上添了幅新画——场馆里的展览场景,观众围着玻璃罐看,张叔的旧藤椅上坐着个小姑娘,手里举着朵蓝雪花,江屿站在我的身边,笑着看向我。画的角落,时钟花正朝着太阳的方向,嫩黄色的纹路,像在为我们的日子,画了个永远不会停的时钟。

  展览的留言册被江屿仔细收在玻璃罐旁边,她总爱翻着看,看到有人说“想住巷口的出租屋”,就笑着跟我念叨:“你看,咱的日子多招人喜欢。”我趴在画桌上补画展览没来得及完成的稿,她就坐在旁边,把留言册里的话一句句念给我听,声音软得像裹了层糖。

时钟花在窗台上转得越来越规律,江屿的“花时记录表”记满了小半本。有天早上,她突然指着花瓣说:“你看,今天比昨天早开了十分钟!”我凑过去看,嫩黄色的纹路刚好对准七点,阳光落在花瓣上,亮得晃眼。“许是知道咱今天要去张叔家吃饺子,想早点叫咱们起呢。”我笑着捏了捏她的脸,她的耳尖瞬间红了,像野菊的蕊。

张叔家的饺子包得大,馅料里掺了碎虾仁,是他托乡下亲戚捎来的。“尝尝,”张叔往我碗里夹了个,“知道你们展览忙,补补身子。”江屿吃得急,嘴角沾了点馅料,我伸手帮她擦掉,她却突然说:“张叔,等冬天冷了,咱把玻璃罐搬到您家的煤炉边吧,怕冻着里面的纸条。”

张叔笑得眼睛眯成条缝:“傻丫头,放我这儿干啥,你们的宝贝,得自己守着。”我看着江屿低头扒饺子的模样,突然觉得,玻璃罐里装的哪里是纸条和画稿,是我们仨的牵挂,是巷口的烟火气,是日子里最暖的碎渣。

展览结束后,出版社又找过我两次,想把画集结成书。我还是没立刻答应,江屿却偷偷跟林老师打听:“出书能不能把留言册里的话也印进去?”林老师把这话传给我时,我正蹲在巷口种新的野菊苗,闻言突然笑了——原来她比我还在意那些陌生人的认可,不是为了“出名”,是想让更多人知道,平凡的日子也能开出花。

那天晚上,我把画稿摊在桌上,指着其中一幅问江屿:“你说,书里加张咱们和张叔、阿婆的合照好不好?”她凑过来看,眼里亮闪闪的:“好啊!再把时钟花也拍进去,让它当咱们的‘吉祥物’。”我们趴在桌上商量到后半夜,从书名想到插图排版,连书的封面要印巷口的路灯,都敲定得明明白白。

隔天去跟出版社谈细节,江屿非要跟着去。她穿了件新洗的蓝布衫,袖口的向日葵绣得格外显眼。出版社的编辑笑着说:“沈老师,您爱人真细心,连书里要加合照都想到了。”江屿的脸瞬间红到耳根,我攥住她的手,轻声说:“不是爱人,是要一起过一辈子的人。”编辑愣了愣,随即笑着点头:“真好,画里的暖,都是从日子里来的。”

回去的路上,江屿坐在电动车后座,手紧紧攥着我的衣角:“刚才你说的话,是认真的吗?”“当然。”我放慢车速,风里飘着野菊的香,“等书出版了,咱们就在巷口摆两桌酒,请张叔和阿婆都来,告诉他们,咱要一辈子守着这儿的日子。”她没说话,只把头埋得更深,我能感觉到她的眼泪落在我背上,烫得人心里发暖。

时钟花在傍晚时转向西边,花瓣上的纹路像在倒计时。江屿蹲在旁边浇水,突然说:“等冬天,咱们把向日葵籽种在花盆里,放在窗台上,跟时钟花作伴好不好?”“好啊。”我走过去,从背后抱住她,“再在花盆上画个小太阳,让它们永远都有光。”

夜里画稿时,我在书的封面草稿上添了笔——巷口的路灯下,时钟花和向日葵盆栽并排摆在窗台上,玻璃罐放在画桌最显眼的位置,我和江屿蹲在野菊丛里,手里举着刚摘的蓝雪花,张叔的杂货铺亮着灯,卖豆浆的阿婆推着车走过,整个画面暖得像裹了层阳光。

江屿凑过来看,突然在我脸上亲了下,快得像时钟花转了个圈。“画得真好,”她笑着说,“这就是咱们的日子,一辈子都这样,好不好?”“好。”我把她往怀里拉,窗外的时钟花轻轻晃,像在为我们的约定,点了点头。

日子像时钟花的花瓣,一圈圈转着,却总朝着暖的方向。我们还会为出书的细节争执,会为冬天的向日葵籽能不能发芽担心,会蹲在巷口看野菊开了又谢,但只要身边有彼此,有张叔的瓜子,有阿婆的豆浆,有窗台上转不停的时钟花,那些所谓的“困兽之斗”,都成了日子里最甜的调味剂——原来最好的双人意识,从不是完全一致,是你懂我的牵挂,我知你的心意,在时光里慢慢转,慢慢暖,把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过成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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