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太不敢打他们，最多也就是口头骂骂。那些刻薄的字眼像淬了毒的针，扎在空气里，却穿不透两个孩子眼里的漠然。
她骂祁岁是"丧门星"，骂辞年是"小畜生"，骂到口干舌燥时，就端起桌上那碗永远温着的稀粥，小口小口地喝，眼神却像黏在他们身上的蛛网，又黏又冷。
祁岁那时总坐在地窖门口的小板凳上，看阳光从木缝里漏下来，在地上拼出破碎的图案。他不躲也不避，任由老太太的咒骂撞在脸上，再轻飘飘地落进心里某个早就空了的地方。
倒是辞年，偶尔会在她骂得最凶时，突然把手里的劈柴扔在地上，发出"哐当"一声闷响。
老太太的声音就会像被掐住的喉咙，戛然而止，往后缩的样子像只受惊的耗子。
他们不在乎这些。
就像不在乎筒子楼里永远散不去的煤烟味，不在乎墙根下那丛野草什么时候黄了又绿，更不在乎自己究竟是不是被拐来的。在他们眼里，筒子楼里的人都是要死的——那个总咳嗽的张大爷，去年冬天还坐在门口晒太阳，转过年就没再出现；三楼的女人天天跟男人吵架，有天夜里尖叫着从窗户跳了下去，溅在地上的血第二天就被扫进了排水沟。死亡像楼道里的风，无处不在，早一天晚一天，没什么区别。
所以当警察冲进这间逼仄的小屋时，祁岁正趴在桌上，用捡来的铅笔头在旧报纸上画向阳花。
花瓣画得歪歪扭扭，却执拗地朝着右上角那片被窗框框住的天空。
辞年站在他身后，手里捏着块磨得发亮的鹅卵石，那是他们昨天在后山溪涧里捡的，据说能砸碎骨头。
警察的脚步声震得木地板咯吱作响，领头的李队举着枪，吼着"不许动"的瞬间，辞年手里的石头已经飞了出去。不是砸向警察，是砸向屋顶那盏昏黄的灯泡。玻璃碎裂的脆响里，祁岁慢悠悠地抬起头，眼里映着窗外漏进来的天光，平静得像一潭深水。
他们被抓进去时，祁岁还攥着那张画满向阳花的报纸。冰冷的手铐锁住手腕时，他甚至朝着押他的警察笑了笑，轻声说："你看，花总要朝着光长的。"那警察愣了一下，只当是这孩子吓傻了，用力把他往前推了一把。
看守所的墙是灰绿色的，跟老太太家地窖的墙壁一个颜色。祁岁和辞年被分在相邻的隔间，中间隔着道铁栏，栏上的漆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生锈的铁皮。夜里祁岁咳嗽得厉害，胸腔里像揣了只破风箱，呼哧呼哧地响。他听见辞年在隔壁用指甲刮铁栏，一下一下，节奏均匀得像某种暗号。刮到第七下时，祁岁就不咳了，侧耳听着那声音，直到天亮。
提审的警察来了好几次，问他们老太太一家的去向，问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祁岁总是盯着桌上的搪瓷杯，杯沿缺了个角，里面的水浑浊得能看见沉淀的水垢。他不说话，警察就拍桌子，声音大得能震落墙上的墙皮。直到某次，那警察急了，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吼道："他们是受害者！你们到底把他们怎么样了？"
祁岁这才慢吞吞地抬眼，睫毛上还沾着昨晚没干的水汽。"受害者？"他歪了歪头，像是听到了什么有趣的事，"他们说，等我长到十五岁，就把我卖给山里的瘸子当媳妇。还说，辞年力气大，正好送去黑煤窑挖一辈子煤。"他的声音很轻，像在说今天的天气，"你说，这样的人，算哪门子受害者？"
警察的手僵在半空，脸色青一阵白一阵。祁岁看着他眼里的震惊，忽然笑了，笑得肩膀都在抖。他想起老太太总在夜里对着那尊掉了漆的观音像祈祷，求菩萨保佑她那游手好闲的儿子能发大财，求菩萨让这两个"野种"赶紧死掉。菩萨大概是听腻了，所以才睁只眼闭只眼，任由那陶缸沉进了花田的泥土里。
辞年在隔壁被提审时，话更少。无论警察怎么问，他都只有一句话："人是我杀的，跟他没关系。"说这话时，他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对面的单向镜，像是能穿透玻璃，看见隔壁隔间里祁岁低着头的样子。后来有次放风，两人隔着铁丝网遥遥相望，辞年突然扯了扯嘴角，无声地说了两个字。祁岁看懂了，是"等我"。
可是，辞年为什么要帮他顶罪？
他们在看守所里待了整整三个月。祁岁开始数墙上的裂纹，数到第一百二十八道时，窗外的树抽出了新芽。辞年不知从哪弄来颗钉子，在铁栏上刻划，等祁岁发现时，那里已经刻了密密麻麻的小太阳，每个太阳的中心都有个歪歪扭扭的"岁"字。
"他们说，认罪就能减刑。"有天夜里，辞年隔着铁栏低声说，声音里带着铁锈的味道，"我认了。"
祁岁没说话，只是把自己的手腕贴在冰冷的铁栏上，那里有圈被手铐磨出的红痕。他能感觉到辞年的手也贴在对面，隔着冰冷的铁，像是能传递些微的温度。"没用的。"他终于开口，声音哑得厉害，"他们不会信的。"
果然，没过几天，警察就拿着新的证据来了。是从老太太儿子的床板下搜出的日记本，里面歪歪扭扭地写着："那两个小的越来越不对劲了，娘说要先下手......"后面的字迹被墨水晕开，糊成了一团黑。还有邻居的证词，说案发前几天，看见老头子在五金店买了好几袋水泥，当时还笑着说"要砌个花台，给老婆子种点花"。
证据像拼图一样慢慢凑齐，可没人敢相信，这一切的源头，是两个孩子被逼到绝境的反抗。李队来见他们时，眼里的震惊变成了复杂，他看着祁岁手腕上那圈淡下去的红痕，又看了看辞年手背上新添的伤疤——那是某次和狱友起冲突时留下的，据说对方被他打得断了三根肋骨。
"案子要重审了。"李队的声音有些干涩，"你们......"
"我们不在乎。"辞年打断他，眼神冷得像冰，"判多久，或者枪毙，都一样。"
祁岁在一旁点头，指尖无意识地抠着桌角的木刺。他想起筒子楼里那些终将死去的人，想起花田里被翻动过的泥土，想起陶缸上那些刻了又刻的名字。其实从一开始就没什么区别，他们和那些人，和老太太一家，和这座城市里所有在阴沟里挣扎的人，都不过是等着被时间碾碎的尘埃。
后来他们被转到了少年管教所。那里的墙是白色的，刷着刺鼻的石灰水，阳光透过铁窗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整齐的方格。
祁岁和辞年被分在同一个宿舍，宿舍里还有其他几个少年犯，个个眼神里都带着戾气。第一天晚上，就有人想抢祁岁手里的窝头，辞年没说话，只是抓起桌上的搪瓷碗，一下砸在那人的额头上。血顺着那人的脸颊流下来，滴在地上，像朵突然绽开的花。
从那以后，再没人敢惹他们。祁岁依旧每天坐在窗边，看天上的云飘来飘去，辞年就坐在他旁边，用捡来的石子在地上画向阳花。画得比祁岁那天在报纸上画的要好看，花瓣层层叠叠，朝着太阳的方向舒展。
有次管教来查房，看见地上的画，皱着眉问："画这些干什么？"
祁岁抬头，阳光刚好落在他脸上，把他眼底的漠然照得一清二楚。"因为它们不会死。"他说，"冬天枯了，春天还会再长。"
辞年在一旁握住他的手，指尖在他手背上轻轻划着，划的是那个刻在长命锁上的"岁"字。他们都知道，有些东西是埋不住的，就像花田里的秘密，就像刻在骨头上的名字，总会在某个雨天，或者某个阳光刺眼的午后，突然冒出来，带着泥土的腥气，和野草疯长的执念。
管教所的围墙很高，高到看不见外面的天空。但祁岁和辞年都不着急，他们有的是时间。就像等着向阳花在雨里扎根，在风里抽芽，等着那些被遗忘的名字，终有一天能在阳光下，重新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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