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七:波士顿的冬天很冷，但有你在，再凛冽的风都像裹了层暖意。
第一次在伯克利的录音室见到黄子弘凡，是九月的波士顿。我抱着谱子站在走廊尽头，听见里面传来断断续续的钢琴声，降B大调的琶音像碎冰一样敲在空气里。推开门时，他正背对着我调试麦克风，蓝白条纹的连帽衫帽子滑在脑后，露出一截利落的黑发。
“抱歉，是不是打扰你了？”我捏着谱夹的手指紧了紧。国外的录音室总是抢手，预约系统偶尔会出纰漏。
他转过来的时候，我看见他睫毛上沾着点阳光。“没事，我刚录完。”他的普通话带着点轻快的调子，不像教室里那些夹杂着方言的中文，“你也是来录demo的？”
“嗯，《雨季来信》，我的作业。”我把谱子摊在调音台上，忽然觉得喉咙发紧。在国外待得久了，偶尔听到纯粹的中文会让人莫名慌乱，像突然踩空了台阶。
他弯腰帮我接好音频线，指甲盖修剪得干净，指尖蹭过我的手背时带着点凉意。“这曲子我上周在创作课听过片段，”他忽然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当时就觉得，写这歌的人肯定很想家。”
那天的录音很顺利，只是唱到“青苔漫过旧窗台”时，我的声音抖了一下。黄子弘凡没说话，只是默默调大了耳机里的伴奏音量。结束时他递来一瓶冰镇可乐，拉环拉开的瞬间，气泡炸裂的声音像极了老家夏天的蝉鸣。
“我住芬威公园附近，”他拧着瓶盖说，“下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随时叫我。”
后来我们常在校园里遇见。有时是在图书馆的中文书架前，他踮脚够最上层的书，我托着他的后腰防止摔倒；有时是在食堂的亚洲窗口，他把碗里的西兰花夹给我，说“你看这菜长得多像国内的青江菜”。
十月中旬的一个雨夜，我在作曲教室熬到凌晨。窗外的雨敲打着玻璃，混着远处地铁进站的轰鸣声，让人想起国内梅雨季的潮湿。手机突然震动，是黄子弘凡发来的消息：“我在楼下，带了热的珍珠奶茶。”
他撑着把黑色大伞站在屋檐下，卫衣帽子湿漉漉地贴在头上。奶茶还冒着热气，珍珠在杯底沉得扎实。“刚从唐人街回来，那家店的珍珠是木薯粉做的，”他用袖子擦了擦眼镜上的水汽，“不像学校自动贩卖机里的，像嚼塑料。”
我们坐在教室的台阶上喝奶茶，雨顺着伞骨滴在地上，汇成小小的水洼。他说起成都的春天，说锦里的糖油果子要趁热吃，表皮脆得能听见碎裂声；我讲起江南的秋天，桂花香能飘三条街，奶奶会把桂花收在玻璃罐里，来年泡茶喝。
“你知道吗，”他忽然转头看我，路灯的光在他瞳孔里摇晃，“上次听你唱《雨季来信》，我想起我家阳台的三角梅。每次下雨，花瓣就落得满地都是，我妈总说像铺了层红毯子。”
我的心跳突然漏了一拍。原来真的有人能透过音符，看见你藏在旋律里的故乡。
感恩节假期，大部分同学都出去旅行了。我留在宿舍改论文，黄子弘凡发来消息：“来我家吃火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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