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

苏辙的一生，恰如一条蜿蜒于北宋政治与文学峡谷间的溪流，时而激越，时而平缓，却始终保持着内在的清澈与韧性。他生于眉山书香门第，父亲苏洵的严厉与兄长苏轼的耀眼光芒，既是他生命的底色，也成为他终生需要面对的精神坐标。在《栾城集》的自序中，他写道"少而读书，见古人行事而慕之"，这种对古人风骨的追慕，悄然埋下了他日后政治理想与文学追求的种子。少年时代与苏轼共读的场景，在他笔下总是蒙着一层温暖的光晕，那是他精神世界里永不褪色的画卷——兄弟二人对床夜雨，谈文论道，窗外竹影婆娑，仿佛整个世界都为他们预留了施展抱负的空间。

科举之路对苏辙而言既是通途也是荆棘。十九岁与兄长同榜登科，本该是人生至乐，却因母丧不得不中断仕途。这种命运的急转直下，反而磨砺出他沉静内敛的性格特质。在后来写给欧阳修的书信中，他坦言"某少年时，读书不专，好为议论"，这份坦诚恰恰展现了其性格中自我省思的维度。当苏轼在凤翔判官任上意气风发时，苏辙却因体弱多病留在京城侍奉父亲，这段看似平淡的经历，实则让他比兄长更早接触到政治核心的暗流涌动。

熙宁变法是苏辙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在《自齐州回论时事书》中，他详细记述了与王安石的对立并非出于私怨，而是源于对"青苗法"等政策实际效果的深切忧虑。他的批评始终保持着士大夫的克制，即使在被贬监筠州盐酒税的困境中，写给王安石的文字仍不失礼节。这种在政治对抗中保持人格尊严的态度，成为他一生处世哲学的缩影。外放地方期间，他比苏轼更早领悟到"吏隐"的生存智慧，在《黄州快哉亭记》中借景抒怀："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这种将庄子哲学转化为现实处世智慧的能力，正是苏辙独特的精神标记。

乌台诗案是苏辙生命中的至暗时刻。为救兄长，他上书愿纳一切官职赎罪，这份手足之情超越了政治利害的考量。被贬筠州的五年里，他在《东轩记》中写道："既窃廪禄以饱妻子，又得安坐而为君子"，表面自嘲中暗含坚韧。与苏轼的唱和诗作里，他常以"涸辙之鲋"自况，却在困顿中完成了《诗集传》《春秋集解》等经学著作，展现出将学术作为精神避难所的独特应对方式。

元祐更化时期，苏辙的政治才能得到充分展现。从右司谏累迁至门下侍郎，他主持废除了许多新法，在《乞罢青苗法疏》等奏议中展现出务实的政治风格。与司马光不同，他主张渐进改革；与苏轼相比，他更注重政策的可操作性。这段执政经历常被后人忽视，实则体现了他"宽猛相济"的政治智慧。在处置西夏边患问题上，他力主"以守为攻"，这种稳健策略后来被证明富有远见。

绍圣年间的贬谪生涯，苏辙表现出与兄长迥异的生存策略。当苏轼在惠州、儋州依然豪迈不羁时，苏辙选择退居颍滨，以"遗老"身份潜心著述。在《颍滨遗老传》中，他系统回顾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对变法与更化都有持平之论。这种不囿于党派立场的反思精神，在北宋士大夫中实属罕见。晚年闭门谢客，却完成了《古史》《老子解》等著作，构建起融合儒道的思想体系。他临终前对子孙说"吾生无恶，死必不坠"，这份坦然，源自一生对道德操守的持守。

苏辙的文学成就常被苏轼的光辉所掩，实则别具一格。他的史论笔力雄健，如《六国论》剖析割据之弊，逻辑严密；书信如《上枢密韩太尉书》，气势磅礴而不失雅致；山水游记则显露出内敛的美学追求，如《武昌九曲亭记》中"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的描写，简练中见深致。其诗歌风格趋于沉郁，晚年和陶诗虽不及苏轼旷达，却多一层哲思的沉淀。在《栾城后集》自序中，他坦言"文不可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强调内在修养对文学的决定作用，这一观点对后世"文气说"影响深远。

纵观苏辙一生，他的精神世界始终存在着双重旋律：一方面是儒家士大夫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则是道家守静致虚的生命态度。这种张力使他既能在政坛上有所建树，又能在逆境中保持精神独立。与苏轼的豪放洒脱相比，苏辙更像一株寒冬中的翠竹，外表谦和柔韧，内里自有其不可折节的坚持。他在《黄州快哉亭记》中写道："士生于世，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这句话或许最能概括其人生哲学——在变幻莫测的世事中，保持内心的从容与自由，才是真正的快意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