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我常于醉眼朦胧之际，思索这一生的际遇。四岁丧父，家贫无资，母亲画荻教子，那些在沙地上习字的岁月，竟成了我最珍贵的记忆。彼时尚不知，命运给予的这份清贫底色，将如何贯穿我生命的始终。庆历三年，我意气风发地步入了朝廷，以为凭借胸中才学，足以辅佐明君、匡扶天下。那时的我何曾想过，二十余年后，会以"醉翁"自居，在滁州的山林间寻找另一种人生意义？

初入仕途时，我对政治充满天真想象。与范仲淹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我们怀着整顿吏治、富国强兵的理想，上疏言事，慷慨激昂。记得当时写下《朋党论》，力陈"君子以同道为朋"之理，自以为真理在握，必能革新朝政。殊不知政治场域从来不是纯粹的理念之争，我们的改革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短短一年余，新政便告失败，范公被贬，我亦出知滁州。离京那日，汴河两岸柳色如烟，我却无心观赏，只觉胸中块垒难消。

滁州成了我生命的转折点。初到时，我仍不能释怀，常独坐衙斋，回想朝廷中的风云变幻。直到某个春日，属官邀我同游琅琊山，见山间野芳幽香，佳木繁荫，忽然觉得胸中郁结之气为之一舒。醉翁亭便是那时修建的——不在城中衙署，而在山水之间。我在此接待宾客，不问来者身份，不论官职高低，有酒便饮，有诗便和。醉时挥毫泼墨，醒后亦不悔其言。渐渐地，"醉翁"之名传开，而我竟爱上了这个称呼。

酒于我，实非单纯的嗜好。年轻时饮酒，是为助兴；中年饮酒，则成了排遣。在滁州的日子里，我发现了酒的另一种妙处——它让我得以暂时卸下官员的面具，回归本真的自我。醉时，我不再是那个被贬谪的朝官，而只是一个与民同乐的普通人。醉眼望去，山色更青，水光更潋，连那些粗犷的山野笑声都显得格外亲切。酒成了我与这方水土、这些百姓之间的媒介，让我找到了在政治失意后重新安顿心灵的方式。

然而，若以为我终日沉湎醉乡，那又是误解。醉翁亭中的放达，何尝不是另一种清醒？我在此地处理政务，简静宽和，不事苛察；闲暇时则与文士唱和，记录风物。那篇《醉翁亭记》，表面写山水之乐、宴饮之欢，实则字字皆有斟酌。"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二句，正是我当时的生存之道。政治理想受挫后，我在文学中找到了新的表达途径。那些被朝廷视为"异论"的见解，转而化作了诗文中对人情物理的体察。

滁州五年，我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放逐之地亦可成为安身立命之所。京城中的权力角逐，看似中心，实则虚幻；地方上的平淡生活，看似边缘，反而真实。我在这里结识了隐士、僧侣、农夫，他们的世界与朝廷诸公截然不同。记得有位老樵夫常来醉翁亭歇脚，我请他饮酒，他谈山间四时变化、草木性情，见解之独到，令我这读过万卷书的人也为之惊叹。这些邂逅让我反思：所谓"在朝""在野"，不过是人为划分的界限，真正的人生智慧往往在民间。

皇祐元年，我移知扬州。离开滁州时，竟有不舍之情。那方山水，那些淳朴的百姓，还有醉翁亭中的日日夜夜，都已深深刻入我的生命。后来虽又历任要职，官至参知政事，但心底总保留着醉翁的影子。每当政事烦扰，便想起滁州的山月；每当人际纷杂，便怀念醉翁亭中的单纯欢愉。中年后的政治生涯，我变得更为审慎，不再如青年时那般锋芒毕露，这或许正是放逐生涯给我的教诲。

晚年编撰《新五代史》，我常思索历史中的兴衰成败。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最终不过化为简册中的几行文字；而那些真正影响后世的思想与文章，却往往诞生于边缘与放逐之中。司马迁遭宫刑而著《史记》，杜甫离乱中写就"诗史"，韩愈贬潮州后文章更进。我自己何尝不是如此？若非经历庆历新政的失败与滁州的放逐，或许终其一生只是个平庸的官僚，哪能留下让后人吟咏的文字？

而今老病交加，回顾平生，最怀念的不是庙堂上的高谈阔论，而是醉翁亭里与民同乐的时光。有人问我是否后悔当年参与新政、直言进谏，以致仕途坎坷。我答以一笑：若没有那些挫折，我永远不会发现生命中更为珍贵的东西。政治抱负如昙花一现，而文学与山水之乐却能永恒。醉翁之"醉"，实乃一种超越政治得失的生命境界。

案头放着即将完成的《六一居士传》，"六一"谓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外加"吾一老翁"耳。这便是我晚年的写照，远离权力中心，在简单的事物中找到满足。那些曾经视为生命的政治理想，如今看来不过是过眼云烟；反倒是醉翁亭里的笑声、滁州百姓的真诚、山水之间的宁静，成了生命中最坚实的部分。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在这漫长的旅程中，幸而找到了醉翁亭这样的驿站，让灵魂得以休憩。放逐与自适，看似矛盾，实则一体两面。若非被放逐出权力中心，我怎会学会在边缘处自适其乐？醉翁之志，不在酒，不在山水，而在于对生命本真状态的追寻。这一生，得失荣辱，尽付笑谈中；唯有醉时那份真切的自在，醒后依然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