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我生于天禧五年，那时节，大宋朝野尚算太平。家父王益，为临江军判官，虽非显宦，却也衣食无忧。幼时随父辗转各地，见惯了民间疾苦，官吏横暴。记得有一回，在江宁府，见一老农因欠税被鞭笞，背上血痕累累，犹自叩头求饶。那时我方七岁，问父亲："朝廷不是有律法么？何以至此？"父亲默然，良久方道："律法是人定的，也是人坏的。"

少年时读书甚勤，尤好《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十二字，常萦绕心头。庆历二年，我二十二岁，中进士第四名。放榜那日，同科皆喜形于色，独我思及天下苍生，竟无半分欢愉。欧阳修公谓我"有古大臣风"，我深知其谬赞，然亦觉肩上担子愈重。

初入仕途，为淮南判官，见胥吏盘剥百姓，每每痛心。曾有一老妪，因欠税钱三百文，被夺去仅有的半亩桑田。我出私钱代偿，老妪跪地不起，涕泪横流。此事于我触动颇深，乃知小善不足济世，须改制度根本。后调任鄞县知县，试行青苗法，贷谷于民，取息二分，民皆称便。此即后来新法之雏形也。

嘉祐三年，上《万言书》，直言"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请变法以图强。书入，如石沉大海。仁宗晚年，暮气已深，不复有庆历新政之志。我深知时机未至，遂请外放，历任常州知州、江东提点刑狱。在地方十余年，见州县官吏因循苟且，豪强兼并日盛，小民破产流离者不可胜数。每至一地，必察民情，访疾苦，然一己之力，杯水车薪耳。

治平四年，神宗即位。这位年轻官家，锐意进取，常召我入对。一次夜话，官家问："唐太宗何如？"我答："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彼时烛影摇红，我见官家眼中光芒闪动，知遇之感油然而生。熙宁二年，拜参知政事，始行新法。

青苗、免役、市易、均输、保甲诸法次第推行，如投石入水，激起千层浪。反对者众，韩琦、富弼、欧阳修等老臣皆以为非。司马君实与我交厚二十年，竟至绝交，连写三封《与王介甫书》，斥新法为"夺民之利"。我回书云："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道不同，不相为谋，自古而然。

新法之行，阻力重重。州县官吏或阳奉阴违，或借机渔利。有地方推行青苗法，竟强配民户借贷，取息倍之。我闻之震怒，严惩数人，然积弊已久，非一朝可改。反对者趁机鼓噪，谓新法害民。吕诲上疏弹劾我"大奸似忠，大佞似信"，神宗将奏疏掷于地曰："诬罔至此！"然我深知，新法确有弊病，譬如良药苦口，非人人能受。

熙宁七年，天下大旱。郑侠上《流民图》，画百姓扶老携幼，困苦万状。太皇太后见之泣下，谓神宗曰："王安石乱天下。"我连上三表请辞，出知江宁府。离京那日，阴云密布，一如我心情。回首宫阙，不知此生能否再返。然我深信，新法本意非不善，唯施行之人有偏差耳。

在江宁，我筑半山园，骑驴漫游，与野老闲话。表面闲适，内心未尝一日忘怀国事。闻朝廷新法反复，心如刀绞。元丰元年，神宗欲复用我，吴充、王珪等阻之。八年，神宗崩，哲宗立，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尽废新法。消息传来，我正在小园看梅，忽觉喉头腥甜，吐血数口。梅花点点，如血如泪。

元祐元年，司马光为相，废尽新法。有人自京师来，言市易法罢时，商贾相庆，有焚香者。我问："亦有为新法泣下者乎？"答："唯乡野小民，得免役钱之惠者耳。"我默然，知世间公道，原不在多数人之口。

晚年多病，常卧小楼。一夜风雨大作，梦回少年时，见父亲执我手曰："尔志虽大，然天下事非一人能改。"醒后披衣起坐，听雨打芭蕉，恍悟一生抱负，或如这雨声，终将消尽。然念及青苗、免役诸法，在鄞县确曾利民，又觉无愧于心。

绍圣元年，新党再起，章惇为相，复行新法。我已老迈，闻之亦无喜色。四年四月，病革，子孙环泣。我喃喃道："新法…新法…"竟不能成句。临终前，窗外柳絮纷飞，忆及三十年前初入京师，意气风发，欲扫除天下弊政。而今看来，不过是一场春梦。

我死后，新法几经反复，终归沉寂。后人议我，或褒或贬。有人谓我"拗相公"，刚愎自用；亦有人称我"千古一相"，敢为天下先。其实我王安石，不过一介书生，见民生疾苦，不忍坐视而已。

若问此生可有悔？推行新法过急，用人不当，此我之过。然若重来，我仍会选择变法。天下弊病已深，非猛药不能治。至于成败利钝，非我所能逆睹也。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一生刚强，不轻易低头。今大限将至，愿剖心以告后人：我志在富民强国，虽道路坎坷，初心未改。是非功过，留与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