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韩愈,字退之,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卒于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年),河南河阳人氏,因郡望昌黎,世人多称我韩昌黎。我这一生,起起落落,几经沉浮,却始终未改其志。
我三岁而孤,由兄嫂抚养成人。幼时家贫,却酷爱读书,每日能记诵数千言,及长,尽通六经百家之学。记得年少时,常于油灯下苦读至天明,嫂嫂每每心疼,我却乐此不疲。那时我便立志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文章名世。
贞元八年(792年),我二十五岁,登进士第。然而此后三试博学宏词科皆不中,困居长安近十年。那段时间,我常与孟郊、张籍等文人交游,切磋诗文,虽贫寒却自得其乐。我们的诗文多反映民间疾苦,与当时盛行的骈俪文风大相径庭。我主张"文以载道",认为文章应当"唯陈言之务去",要有实际内容,而非徒事华丽辞藻。
贞元十九年(803年),我任监察御史时,因上书言关中旱饥,请减免赋税,触怒权贵,被贬为阳山令。这是我仕途上第一次重大挫折。阳山地处岭南,气候湿热,语言不通,初到时倍感孤寂。然而我并未因此消沉,反而勤于政事,兴利除弊,深得百姓爱戴。闲暇时,我继续钻研古文,写下《原道》《原性》等文章,阐述我的儒家思想。
元和年间,我先后任国子博士、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四年(819年),我因上《论佛骨表》反对宪宗迎佛骨,几乎招来杀身之祸,幸得裴度等大臣相救,被贬为潮州刺史。那是我人生最低谷的时期。行至蓝关,大雪纷飞,侄孙韩湘来送别,我写下"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诗句,道尽心中悲凉。
在潮州虽仅八个月,我却兴办学校,驱除鳄鱼,造福一方。当地百姓至今仍纪念我。后改任袁州刺史,继续推行善政。穆宗即位后,我被召回朝中,历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官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我一生倡导古文运动,反对六朝以来的骈文,主张恢复先秦两汉散文传统。我的文章力求"词必己出","唯陈言之务去",开创了一代文风。苏轼后来评价我"文起八代之衰",虽有过誉之嫌,却也道出了我对唐代文风变革的影响。
在思想上,我尊崇儒家,排斥佛老,作《原道》阐述道统说,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脉相承,而孟子之后道统中断,直到我才重新接续。这种说法虽遭后人非议,却表明了我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的决心。
我性格刚直,不阿权贵,多次因直言进谏而遭贬谪。但我始终认为,士人当以天下为己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的诗文多反映社会现实,如《师说》提倡尊师重道,《马说》以千里马喻人才,《进学解》阐述治学之道,《祭十二郎文》则抒发了对亡侄的深切哀思,被后人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
晚年我致力于教育事业,任国子祭酒时大力整顿太学,培养了许多人才。我的学生李翱、皇甫湜等继承了我的文学主张,使古文运动得以延续发展。
长庆四年冬,我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七岁。临终前,我回顾一生,虽历经坎坷,却始终未改初衷。我的文章被编为《昌黎先生集》流传后世,我的主张影响了宋代欧阳修、苏轼等大家,开创了唐宋古文八大家的传统。
我一生追求"道统",力主"文以明道",虽在当时屡遭非议,却终为历史所认可。我深信,文章应当有益于世道人心,而非徒饰虚文。我反对佛教,不是出于偏见,而是看到寺院经济对国家的危害,僧侣不事生产却消耗大量社会财富。
我的诗歌也别具一格,与元稹、白居易的平易诗风不同,我追求奇崛险怪,开创了"以文为诗"的风气。虽然我的诗才不及李白、杜甫,却也自成一家,对后世影响深远。
回顾我的一生,最大的欣慰莫过于看到我的文学主张被后人接受并发展。我倡导的古文运动改变了唐代文风,为宋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的道统说虽然有些自诩,却激发了后世儒者对儒学传承的思考。
我死后,被谥为"文",世人称我韩文公。我的墓在河南孟州,常有文人墨客前来凭吊。我的一生,正如我在《进学解》中所言:"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我以勤奋治学,以独立思考立身,虽历经磨难,终不负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