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

我生于唐宪宗元和七年，那是一个看似繁华却暗流涌动的年代。我的家族原是陇西望族，但到我父亲这一代，家道已然中落。父亲李嗣，曾任获嘉县令，不过是个小小的地方官。我十岁那年，父亲去世，家中的顶梁柱轰然倒塌，留下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在洛阳艰难度日。我不得不早早地承担起家庭的重担，替人抄书、舂米，什么活计都做过。那些日子里，我常常在油灯下抄书到深夜，手指被竹简磨出了茧子，眼睛也因长期在昏暗光线下工作而变得模糊。但正是这些艰难岁月，让我对文字产生了异乎寻常的敏感与热爱。

我十六岁那年，带着自己的诗文去拜见当时的文坛领袖令狐楚。那是个春寒料峭的早晨，我穿着最体面的一件青布长衫，袖口已经磨得有些发白。令狐大人看了我的诗作后，竟亲自召见了我这个无名小卒。他称赞我的诗"有古人风骨"，并收我为门下弟子，教我写作骈文。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明亮的时光，令狐府上的书房里，阳光透过雕花窗棂洒在书案上，我与令狐大人的儿子令狐绹一同读书作文，仿佛看到了仕途的希望。令狐大人待我如子，我则敬他如父。现在想来，那段时光美好得近乎虚幻。

大和六年，我二十二岁，应举落第。那是我第一次尝到失败的滋味。我记得放榜那天，洛阳下着小雨，我站在榜前，从头到尾看了三遍，确认没有自己的名字。雨水打湿了我的衣衫，也打湿了我的眼眶。令狐大人安慰我说："义山（我的字）不必灰心，来年再战。"我点点头，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好在令狐大人推荐我入兖海观察使崔戎幕府，让我不至于无路可走。崔大人待我也极好，可惜不到一年，他就病逝了。命运似乎总是在我刚刚看到希望时，又无情地将它夺走。

开成二年，我终于考中进士。那年我二十五岁，以为从此可以一展抱负。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我的恩师令狐楚去世了。我悲痛欲绝，为他守丧数月。丧期结束后，我去参加吏部考试，却又落选了。这时，泾原节度使王茂元欣赏我的才华，邀请我入幕，并将女儿嫁给了我。这本是人生喜事，却不想成了我一生命运的转折点。因为令狐楚属于牛党，而王茂元被视为李党中人，我这一选择，被世人视为"背恩"。我的大舅子令狐绹从此与我疏远，而我也陷入了党争的漩涡，再也无法脱身。

在官场上，我始终不得志。曾任秘书省校书郎、弘农尉等职，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小官。会昌二年，我再次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终于被授予秘书省正字。这本来是个可以接近权力中心的位置，却恰逢母亲去世，我不得不离官守丧。三年后回来，朝局已变，我的仕途更加黯淡。我就像一只困在网中的飞蛾，越是挣扎，就被缠得越紧。

大中元年，我随郑亚赴桂州任幕僚，远离长安这个是非之地。桂州的山水很美，但我心中始终郁结难解。每到夜深人静，我独自站在漓江边，看着水中摇晃的月影，想起长安的种种，不禁悲从中来。后来郑亚被贬，我又失去了依靠。大中三年回到长安，向令狐绹求情，得了个盩厔尉的小官。曾经亲如兄弟的我们，如今相对无言，只有尴尬与疏离。我记得那天从他府上出来，长安正下着雪，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雪地里，身后只留下一串孤独的脚印，很快就被新雪覆盖。

大中五年，妻子王氏病逝。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我记得她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义山，你要好好的。"她走后，我写下了"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的诗句。我们的孩子还小，我既当爹又当娘，常常在哄孩子入睡后，独自对着孤灯垂泪。仕途失意，家庭破碎，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我开始沉迷佛学，常常去寺庙与僧人论道，试图在佛法中寻找心灵的慰藉。

大中九年，我被任命为盐铁推官，这算是我仕途上最后的亮色。两年后，我因病辞职，回到郑州老家。那时我已经病得很重了，常常咳血。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我整理着自己的诗稿，看着那些年轻时意气风发的作品，和后来充满隐晦与忧郁的诗句，恍如隔世。大中十二年，我在郑州病逝，终年四十五岁。

回顾我这一生，就像我诗中所写："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我始终处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既不被任何一方完全接纳，又无法彻底脱离。我的诗歌，尤其是那些无题诗，充满了隐晦的意象和复杂的情感，正是因为我有太多不能明言的苦衷与无奈。后人称我为"诗隐"，说我诗风婉约隐晦，却不知那是我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不得不选择的表达方式。

我深爱着我的妻子，却因她而卷入政治漩涡；我感激令狐家族的恩情，却因婚姻选择被指责为背信弃义；我渴望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却始终沉沦下僚。我的诗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写的是爱情，也是我对自己命运的感慨——我虽无翱翔九天的翅膀，却依然保持着对美好事物的敏感与向往。

如今，千年已过，人们还在读我的诗，试图解读那些朦胧意象背后的真意。或许，连我自己也说不清那些诗句中蕴含的全部情感。它们是我在夹缝中生存的见证，是我对这个世界既眷恋又疏离的复杂心绪的表达。我这一生，就像一场无题的梦，醒来时，只留下几行诗句，让后人去揣摩、去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