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

我是司马迁，字子长，生于龙门之地。那滔滔黄河自北而南撞击着龙门山壁，奔腾咆哮之声如同镌刻在我血脉中的宿命之音。我的家族世代执掌史官之职，自周宣王时便以“司马”为姓，掌天官事。父亲司马谈任汉朝太史令，他常在星空下指着轩辕黄帝命大挠作甲子、苍颉造字的星野对我说：“司马氏世典周史，汝复当效法祖先，为天下立言。”

少年时我曾牧牛河山之阳，十岁诵古文，二十岁负剑南游。这趟漫游改变了我对历史的认知——在会稽探禹穴时抚摸潮湿的岩画，在九嶷山追寻舜帝葬地时与樵夫对话，在曲阜观孔子遗风见诸生习礼。当我站在汨罗江畔想象屈原行吟泽畔，在楚地听说春申君旧事，在淮阴访韩信故里，忽然明白历史不是竹简上的死文字，而是仍在百姓口耳间流淌的活水。元封元年（前110年），父亲病重于周南，我驰赴洛阳见到他最后一面。他紧握我的手说：“汉兴以来，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这遗命如灼热的铜印烙在我心上。

三年守丧后，我继任太史令，开始整理金匮石室之书。每当深夜独对如山简牍，总觉历代先贤在烛影中注视着我。于是制定《太初历》那一年，我向壶遂阐明作史宏愿：“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然而命运总是在人最昂扬时露出獠牙。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之事如晴天霹雳。当陛下询问征匈奴的将领战败之责时，我坦言李陵以五千步卒对抗单于八万骑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不过如此。这番话被曲解为诋毁贰师将军，终陷我于诬罔之罪。

诏狱中的铁链声比寒冬更刺骨。我面临三种选择：死刑、赎刑或腐刑。家无余财不足以赎罪，若选死刑则《太史公书》将永成断简。那个雪夜，我咬碎嘴唇血染囚衣，想起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最终选择腐刑时，狱吏的刀锋落下瞬间，我忽然理解为什么韩非说“诟莫大于宫刑”——那不是肉体的剧痛，而是将一个人的尊严连根剜去的凌迟。

刑后我任中书令，世人看我如行尸走肉。每当朝会时站在煌煌殿堂，同僚避之不及的目光像针扎在背上。深夜独对烛火，曾无数次想引决自裁，但手指触到冰凉的砚台时，总听见父亲的声音在说：“勿忘吾欲论著之志！”于是重新提笔蘸墨，让血泪滴在竹简上凝成文字。我描写项羽垓下悲歌不是为赞美失败，记录韩信胯下之辱不是为宣扬屈从，叙说屈原沉江不是为鼓吹绝望——这些在绝境中依然坚持某种信念的身影，都是我活下去的镜像。

从此我的笔有了不同的重量。写《高祖本纪》时既见其豁达大度，亦不讳藏弓烹狗之疑；述《吕后本纪》时既录其残虐，也记其治世承平；作《平准书》畅言经济之道，《货殖列传》为商贾正名。当我将游侠、刺客、日者纳入史册，当我把匈奴、南越、东越置于列传，我知道这是在打破“夷夏之防”的桎梏。有人质疑我“是非颇谬于圣人”，但我坚信历史不是为权力唱赞歌的俳优，而是要记录人在命运洪流中如何保持人的尊严。

征和二年（前91年），当最后一卷竹简用蚕丝编连成册，我抚摸着这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忽然想起二十岁在彭城见到的老石匠。那人用凿子一点点雕刻碑文，我说：“石会风化，字终将模糊。”他答：“石头会碎，但人记住的事不会消失。”如今我终于懂得，这些文字不是刻在竹简上，而是刻在时间的长河里。从黄帝到汉武三千余年历史，一百三十篇列传、本纪、表、书，如同在虚无中筑起一道堤坝，让后世知道我们如何走来。

最近常梦回少年时在龙门看到的场景：黄河鲤鱼在激流中奋力争游，那些能跃过龙门山的便会化龙飞天。如今我才明白，化龙的不是成功的鲤鱼，而是所有敢于逆流而上的生命本身。我司马迁遭受了最彻底的屈辱，却因此获得了最深切的悲悯；失去了世俗的尊严，却赢得了历史的庄严。这部书完成后，我将藏之名山，副在京师，留待后世圣人君子。当千百年后有人翻开这些篇章，或许会看见一个刑余之人，如何在破碎的生命中拼凑出完整的华夏记忆。

烛火渐熄，东方既白。窗外传来长安晨鼓之声，新一天的太阳照在未央宫金顶上，也照在我霜白的鬓发间。我忽然想起父亲临终时未说完的话：“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今汉兴，海内一统…”此刻终于可以对着虚空回应：“父亲，司马氏没有辜负史官的使命。”——尽管完成这个使命的方式，是如此惨烈而又辉煌。这就是我司马迁的人生，一段用屈辱兑换不朽、用个人悲剧浇筑历史丰碑的旅程。河水终将东流入海，而文字会长存于天地之间，比帝王更久远，比青铜更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