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

【司马光自述】

我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卒于元祐元年，享年六十八岁。这一生，历经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五朝，眼见大宋江山在盛世繁华与内忧外患间起伏跌宕。若要以一言蔽之，我不过是個始终捧着《春秋》之镜，试图照见天地正道的愚者。

我祖籍陕州夏县涑水乡，世人称我“涑水先生”，这称呼里带着泥土的质朴，恰合我平生所愿——不慕浮华，只求扎根于圣贤之道。父亲司马池是位端方君子，任光山知县时我得降生于官舍，故以“光”为名。幼时破瓮救友之事被传为美谈，其实那不过是一刻急智，真正塑造我的，是父亲书房里彻夜不眠的灯火。他教我读《左氏春秋》，我竟手不释卷至不知饥渴寒暑，那时便觉历史不是故纸堆，而是流淌在人血脉里的命脉。

仁宗宝元初年，我二十岁中进士甲科。同年才俊多喜宴游吟唱，我却独坐国子监誊写碑文。同年范镇笑我如枯禅老僧，我答：“人之患在于不闻过，国之道在于知兴替。”这信念贯穿了我为官的每一个日夜。在苏州判官任上，眼见青苗法未行时农户已苦于高利贷，始知治国光有仁心不够，更需洞悉人性之幽微。

嘉祐年间奉诏修《历代君臣事迹》，实是我主动请缨。王介甫笑我舍政事而钻故纸，他却不知我每夜秉烛疾书时，看见的是历代王朝在相同岔路口的覆辙。唐太宗纳谏如流时天下大治，玄宗晚年闭塞言路则酿成安史之乱——历史从来不是新知，而是人类反复遗忘又重新记起的旧训。十九年寒暑，三千卷青史，书成时仁宗已驾崩，御赐书名《资治通鉴》。陛下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相勉，我伏地泣涕，非为恩宠，乃因世人终可借此镜照见治乱之源。

与介甫之争，非关私怨。熙宁变法初起时，我见他彻夜不眠起草条例，知其为国为民的赤诚。然则《周礼》虽美，岂能强植于今世？青苗法本为惠民，胥吏执行时反成虐民之具；保甲制意在强兵，却使农人弃犁铢而执干戈。我在永兴军任上亲眼见老农跪呈血书：“官家美意，到民成刺”，始知善政需合时宜、顺人情。连上三札子反对新法，非不知触怒龙颜之下场，然则《资治通鉴》墨迹未干，岂能坐视朝廷重蹈王莽改制之覆辙？

退居洛阳十五年，西京留守司御史台的冷衙里，我继续修订《通鉴》。范祖禹、刘恕等青年才俊弃官相随，雪夜围炉校勘时，刘恕曾问：“先生可觉委屈？”我指著案头晋武帝纪笑道：“羊祜镇襄阳十年方克东吴，吾辈修史岂不比攻城更需耐心？”这十五载恰是我平生至乐，将两千年兴衰化作二百九十四卷警世之言。书成之日，洛阳纸贵，我却独对仁宗御赐的澄心堂纸落泪——多少忠良故事终得昭示后世，然当世新政之弊，竟仍需借古人之口方能言说。

元丰八年神宗驾崩，哲宗冲龄即位，太皇太后召我还朝。汴梁百姓夹道相迎，有老叟高呼“司马相公归矣”，我顿觉肩头千钧之重。尽废新法那日，介甫在金陵寄来绝笔信：“君实所为，皆光明磊落，惟恨天不假吾辈时日以证殊途同归。”读信时窗外骤雨倾盆，我忽忆少年时同榜及第，他作《龙赋》言变革之志，我写《忠论》述守正之道，原来命运早在我们策论文章里埋下伏笔。

元祐元年秋，我病卧东府。闻街头孩童传唱“涑水清，汴河浊，司马公来天下乐”，急命家人制止：“治国非一人之功，弊政非一日之积。”临终前夜，犹改《通鉴·汉纪》评语，增“孝宣之治优于孝文”八字。长子司马康泣劝歇笔，我叹道：“死者人之常分，犹可追者，惟留真知于后世耳。”

回望这一生，曾在谏院直言犯颜，也在洛阳冷巷青灯古卷；曾领宰相印绶革除弊政，亦遭新党攻讦谤满天下。然则无论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远，我始终是那个在涑水乡间捧读《春秋》的稚童，相信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今人或赞我守旧，或讥我迂阔，然《资治通鉴》仍在世间流传——它不说话，却道尽一切兴亡；它不争辩，而真理自在其间。

若问此生可悔？唯恨未能早十年完书，使神宗得见历代变法之得失。若问此生何愿？唯望千载后人翻开《通鉴》时，能见字里行间跳动着一颗灼热之心：虽九死其犹未悔，虽千万人吾往矣。这片赤诚，可昭日月，可对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