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字宋瑞,号文山,江西吉州庐陵人。我生于南宋端平三年五月二日,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当我回首自己这四十七年的人生,恍若一场浸透着血与泪的长梦,其间有少年得志的春风,有力挽狂澜的挣扎,更有国破家亡后的不屈与坚守。而今身陷囹圄,唯以笔墨追溯此生,既为明志,亦为后世留一纸肺腑之言。
我的故乡庐陵,自古便是文章节义之邦。父亲文仪虽未入仕,却饱读诗书,在我幼时便亲自课读。每至深夜,烛火摇曳中,父亲的声音如钟磬般清晰:“读书非为科第,当以明理正心为本。”这句话如同种子,深植于我少年心田。我尤爱读史,每每观忠臣义士之事,未尝不掩卷长叹。彼时未曾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也将面临同样的抉择。
宝祐四年,我年方二十,赴临安参加科举。殿试之上,面对理宗皇帝,我以“法天不息”为论,纵谈治国之道。或许是年少气盛,或许是满腔热忱,文章一气呵成,竟得御笔亲点状元。琼林宴上,春风拂面,鲜花着锦,我以为自此可展抱负,扶大厦之将倾。然而官场沉浮,远非想象中简单。
初入仕途,我即与权相贾似道不合。彼时蒙古铁骑已踏破半壁江山,襄阳围城数年,朝廷却仍醉生梦死。我屡次上疏直言边事,反遭贬谪。在赣州任上,我亲眼见百姓流离失所,税赋沉重,乃尽力革除弊政,宽纾民力。每当夜深人静,独对孤灯,总想起少时读杜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而今方知此中血泪。
德祐元年,元军破鄂州,顺江东下,直逼临安。太后携幼帝投降,南宋事实上已亡。那时我在赣州任上,闻讯痛哭三日,散尽家财,募兵万人,欲赴国难。友人劝我:“元军三路南下,势如破竹,公以乌合之众迎之,无异以卵击石。”我答曰:“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
率军转战闽粤间,亲眼见山河破碎,百姓流离。空坑之战,我军大败,妻女皆被俘。乱军中,我吞脑子(冰片)自尽未果,醒来时已在荒山野岭。那一刻,天地茫茫,竟不知何处可去。但想及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语,复又振作,收拾残部,继续抗元。
景炎二年,退守广东海丰五坡岭。那日清晨正用饭时,元军突至。猝不及防间被执,刀架颈项时,我竟异常平静。张弘范要我跪拜,我厉声道:“吾不能卫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被押解北上途中,经过零丁洋,见波涛汹涌,想起这些年的辗转奋战,提笔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成,泪如雨下,非畏死,乃悲志未酬。
至大都,囚于土室。狱中潮湿阴暗,水气土气日气火气蒸沤交侵,人居其中,百病丛生。但我以“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自勉,竟两年无恙。元朝屡遣劝降之人,先是留梦炎这般降臣,后是亡国幼帝赵显。九岁孩童穿着元朝官服站在牢外,叫我“文丞相,降吧”,那一刻肝肠寸断。我北跪于地,泣不成声:“圣驾请回,圣驾请回!”
最是孛罗丞相开堂审问。他问我:“弃德祐嗣君别立二王,忠乎?”我答:“社稷为重,君为轻。”又问:“国亡矣,死谁为?”我正色道:“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贰其心乎!”孛罗语塞,知不可屈。
狱中三年,我时常面南而坐。江南梅雨时节,恍惚间似回到庐陵老家,听见孩童诵读声穿过雨帘。那时方知,所谓故国,不仅是赵氏江山,更是那方水土养育的文化气节,是“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的精神传承。遂作《正气歌》以明志,列举历代忠义之士,愿与他们同辉汗青。
就义前夜,元朝最后劝降。使者说:“文丞相若改心易虑,以事大宋者事大元,大元宰相,非丞相而谁?”我笑而答曰:“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狱卒闻之,无不流泪。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步出牢房,阳光刺目。大都百姓夹道而立,皆默然垂泪。问市人孰为南面,遂向南再拜。从容谓吏曰:“吾事毕矣。”刽子手刀落之际,我仿佛看见少年时庐陵的桃花盛开,听见父亲在烛火下诵读圣贤书的声音。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或问此生可悔?抗元之事,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固然痛彻心扉。然若重来一次,我仍将做同样选择。非为青史留名,实因读书人若在道义面前退缩,则所学何为?文脉既断,国虽存亦亡;气节犹在,国虽亡犹存。
今华夏虽暂遭异族统治,然我深信:天地有正气,沛乎塞苍冥。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他日必有豪杰之士,继我先志,复我衣冠,正我文明。如此,则天祥之血,不曾白流;天祥之死,犹胜于生。
牢窗透进一缕月光,照在即将干涸的墨迹上。搁笔之时,忽忆及少年登科日,临安城万人空巷。那时杏花春雨,江山如画,而今皆成追忆。然心中澄明如镜——此生无愧天地,无愧圣贤教诲,唯负妻儿父母。然家国不能两全之际,择其重者而从之,亦是大义所在。
正气歌成,丹心已铭于汗青;衣带诏绝,忠魂将归乎故里。后世君子读我遗篇,若得一二激励,于国家危难之际不失节义,则吾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