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班昭,字惠班,生于东汉建武二十五年,乃是扶风安陵班氏之女。如今垂垂老矣,独坐于青灯黄卷之间,回顾这漫长的一生,恍若昨日之梦。窗外竹影摇曳,仿佛又见父亲班彪执笔疾书的身影,兄长班固凝神修史的姿态,还有那遥远西域的风沙中,兄长班超策马奔驰的雄姿。我们班氏一族,与史书结缘,与家国同命,而我这一介女流,竟也在这浩瀚历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我出生时,家中已有两位兄长:固与超。父亲是当世大儒,家中藏书万卷,墨香满室。幼时不解事,总爱趴在父亲书案旁,看他运笔如飞,笔下流淌出一个个鲜活的前朝故事。父亲从不因我是女子而禁止我读书,反教我识字明理。“昭儿虽为女子,亦当知古今之变,明兴衰之理。”这句话,如同种子般深植我心。七岁时,我已能诵《诗经》《论语》,父亲抚须微笑,眼中满是欣慰。
建武二十八年,父亲开始续写《史记后传》,那便是我第一次明白何为历史的重量。他常常工作至深夜,烛火映照着他日渐憔悴的面容。我悄悄为他磨墨、煮茶,偶尔大胆问些问题,他总是耐心解答。那些夜晚,星光与墨香交织,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对历史的敬畏。可惜天不假年,父亲未竟全功便溘然长逝,那未完成的史书成了他最大的遗憾。
父亲去世后,长兄班固毅然担起了续写史书的重任。我亲眼见证他是如何呕心沥血,搜集资料,考订真伪。家中经济日窘,有时连纸笔都难以供应,兄长便省下自己的饭钱购买竹简。我常常帮他抄写整理,渐渐地,不仅熟悉了前汉历史,更深深理解了修史者的责任——那不是简单的记录,而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永平五年,有人诬告兄长私修国史,他被捕入京。那段日子,我日夜忧心,幸得班超兄长冒死赴阙申辩,明帝阅稿后不仅赦免了兄长,更任命他为兰台令史,正式编纂《汉书》。经此一劫,我更加明白了历史的崇高与危险。
及笄之年,我嫁与曹世叔为妻。世叔温文儒雅,知我爱书,特在庭院中为我建了一间书房,取名“兰心斋”。我们夫妇时常切磋学问,谈史论经,那段时光平静而美好。他称我“曹大家”,不是寻常夫妇间的昵称,而是对我学识的真诚敬重。可惜好景不长,世叔早逝,留我一人抚养幼子。悲痛之中,我常常独坐书房,以笔墨寄托哀思。也就是在那时,我开始系统整理父亲和兄长的史学心得,不知不觉间,自己也提笔写下了许多文章。
最让我牵挂的是二哥班超。他少时便有投笔从戎之志,常说:“大丈夫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永平十六年,他随窦固出击北匈奴,后又奉命出使西域。三十年漫漫岁月,他在西域纵横驰骋,重开丝绸之路,被任命为西域都护,封定远侯。家中常有他的书信传来,描述着西域的风土人情:浩瀚的沙漠,绿洲中的城邦,异域的音乐与美食。这些书信被我小心收藏,时常取出阅读,仿佛也随他一同经历了那些冒险。年迈的他上书乞归:“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每读至此,我便潸然泪下。
永元四年,我正在家中教导子女,忽然传来噩耗——兄长班固因窦宪案牵连,冤死狱中!我悲痛欲绝,赶到洛阳收殓他的遗体时,发现《汉书》尚有八表及《天文志》未能完成。看着兄长未竟的书稿,我仿佛听到了父亲的叹息,兄长的嘱托。尽管内心充满悲痛与恐惧——窦氏倒台,朝局动荡,我一寡妇参与国史编纂,风险极大——但我还是毅然上书和帝,请求完成兄长的遗志。
意外的是,和帝不仅准许了我的请求,更赏识我的才学,召我入东观藏书阁,继续《汉书》的编撰工作。踏入东观的那一天,我心情复杂。满室藏书,浩如烟海,那是多少代学者的梦想之地。我抚摸着兄长曾经使用过的书案,暗暗立誓必要完成这部巨著。在接下来的数年里,我埋首于故纸堆中,考订、补充、撰写。常常工作至深夜,腰酸背痛,目涩手软,但想到父兄的遗愿,便又振作精神继续工作。
完成《汉书》的那一天,我亲自将最后一批竹简捆好,呈送朝廷。走出东观时,阳光明媚得刺眼,我恍惚看见父亲和兄长在光影中对我微笑。那一刻,所有的辛苦都化为了无憾的平静。
因为修史之功,朝廷特许我教授后宫皇后嫔妃们经史之学。入宫讲学之初,我颇为忐忑,但见那些年轻女子渴望知识的眼神,不禁想起了年轻的自己。我不仅教授经典,还常讲西域风土、历史故事,她们听得入神,课堂常常充满欢声笑语。邓皇后特别好学,常单独召我讨论历史得失,她曾问我:“大家以为女子读书有何用处?”我答:“女子明理,则家国皆治。昔周室三母,皆贤德有名于后世。”这些教学经验,后来都融入了我所撰写的《女诫》之中。
说起《女诫》,世人多有误解。我本意非是要束缚女子,而是希望女子在当下礼法范围内,能够修身养性,明德知理。我亲眼见过太多因无知而命运悲惨的女子,也深知在这个时代,女子若要有尊严地立足,必须比男子更加明理懂事。《女诫》中的“卑弱”一章,并非要女子自轻自贱,而是教人以谦逊之心求学处世。我常对学生们说:“女子有才,方能为夫分忧,教子成才,光大门楣。”可惜后世有些人断章取义,歪曲了我的本意,这或许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永初年间,年事已高的邓太后执政,常召我入宫咨询政事。我以历史为鉴,为她分析时政得失,建议减轻赋税、广开言路。太后多有采纳,那段时期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我一介女流,竟能以自己的学识影响朝政,这是年轻时想都不敢想的。太后曾想封我爵位,我坚决推辞:“臣妾之所以能略有贡献,全赖圣朝开明,非敢求荣。”
晚年我最大的慰藉是教学。家中常有学生来往,听我讲解《汉书》、教授经典。我特别喜欢聪慧好学的女子,总是鼓励她们多读书、明事理。有个叫马融的学生,才华横溢但骄傲自满,我特意让他整理西域史料,他这才发现自己的无知,从此谦逊好学,后来成为一代大儒。看着学生们成长,仿佛看到学问的生命在不断延续。
如今我已年逾古稀,回顾这一生,经历了太多离别——与父亲、与丈夫、与两位兄长。班超兄长最终如愿生入玉门关,回到洛阳不久便去世了,临终前还念叨着西域未竟之事。我常常思念他们,但我知道,通过那些墨迹未干的史书,他们的精神得以永存。
最近我常做一个梦,梦中我还是个小女孩,趴在父亲的书案旁,看他写史。父亲忽然抬头问我:“昭儿,历史是什么?”我思索片刻答道:“历史是过去的记忆,现在的镜子,未来的指引。”父亲含笑点头,继续运笔如飞。醒来后,我总会艰难地起身,点上油灯,继续修改注释《汉书》的工作。
窗外曙光微现,新的一天又要开始。我这一生,连缀了父亲和兄长的未完之志,见证了帝国的兴衰荣辱,参与了历史的书写传承。作为女儿、妹妹、妻子、母亲、学者,我尽力履行了每一个身份的责任。若有遗憾,大概是未能见到女子真正能够与男子平等求学的时代吧。但我相信,只要还有人在读书,还有人在思考,历史的长河就会不断向前,终有一天,会抵达更加开阔的天地。
墨快尽了,笔也秃了,而我心中的话语却如泉涌般不绝。这便是我,班昭的一生——与书卷为伴,与历史同行,在有限的时空里,追寻着无限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