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侨

我名公孙侨，字子产，又字子美。世人多以子产称之，生于郑简公五年（公元前565年），卒于郑定公八年（公元前522年）。这四十余载执政生涯，恰如驾驭一辆破损的马车行于泥泞险道，左有晋国虎视，右有楚国眈眈，内有公族倾轧，外有诸侯觊觎。而郑国，这个夹在列强之间的羸弱小邦，竟在我的执掌下延续了国祚，焕发出意想不到的生机。

我出身公族，为郑穆公之孙，七世祖皆在朝为卿。少时听父亲论及国事，常闻“郑国褊小，介于大国之间”之叹。当时晋楚争霸，郑国时而从晋，时而附楚，朝聘贡献不绝于路，国库存帛几近空虚。我二十岁时，郑国发生西宫之变，诸公子争位，血染宫阶。那场变故让我深切体会到：内政不修，外患必至；礼法不存，国家必乱。

三十岁那年，我受命为卿，始掌国政。记得第一次站在郑国朝堂上，面对那些世代为卿的老臣，我直言：“郑国若欲存于晋楚之间，非变法图强不可。”满朝哗然。有老大夫拄杖怒斥：“子产欲毁先王之制耶？”我从容应对：“先王制礼，本为安邦定民。今礼法崩坏，非变不通；刑律不明，非整不治。”

执政第三年，我做了一件震动列国的大事——铸刑书。将律法铸于鼎上，公示于众。此前刑律藏于官府，庶民不知所以然，贵族擅断轻重。刑鼎既立，国人初则惊疑，既而称善。晋叔向遣书责我：“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我回书道：“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我知道，唯有让律法成为明灯，而非权贵袖中利刃，国家方能长治久安。

治理郑国，我奉行“宽猛相济”之道。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曾有乡校，国人聚而论政，大夫然明建议毁之。我叹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这番话后来被孔丘闻之，谓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外交之道，尤费心神。我时常率使团奔波于晋楚之间，一次赴晋，晋平公以鲁襄公之丧为由，久不接见。我命人毁馆垣而入，直面晋卿士文伯：“敝邑褊小，介于大国，诛求无时，是以不敢宁居，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逢执事之不闲，而未得见，又不获闻命，未知见时。”晋人自知理亏，乃厚礼相待。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反而为郑国赢得了尊重。

民生之事，从无小事。我命人整理田亩沟洫，作封洫以定疆界；使庐井有伍，五家为伍，编制户籍；改军赋为丘赋，一丘（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这些改革初行时，国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三年后，复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从欲杀之到恐其逝，民心如此，夫复何求？

我一生推崇德政，谓“德，国家之基也”。但也不废刑罚，主张“礼以行义，信以守礼，刑以正邪”。曾有贵族犯法，众人求情，谓其世为郑卿。我正色道：“执政者，不惮以一身安社稷。若因私废公，法将不法，国将不国。”终依法处置。自此郑国上下知法之威严，贵族敛迹，庶民安生。

晚年病重，召子太叔嘱以后事：“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这番临终嘱托，实乃我一生执政之精髓。

回顾此生，最欣慰者非政绩本身，而是培养了一批贤能之士。公孙挥知四国之为，裨谌谋野则获，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每有大事，我必问四贤而后行，故鲜有败事。治国之道，在于知人善任，此我深以为然。

临终之际，闻街市孩童歌曰：“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产卒业，郑其殆哉。”不禁潸然。我知道，郑国终将难逃被大国吞并之命运，但我已尽我所能，使这个小国在春秋乱世中保持了数十年的安宁与尊严。

孔丘后来评我曰：“古之遗爱也。”这句话，我受之有愧。我不过是尽了一个士大夫的本分——以仁心施政，以智慧治国，以勇气护民。若说有什么遗训留给后世，那便是：治国者当知变通而不失其根本，行法治而不忘其仁心，处弱势而不堕其志气。如此，虽不能永保社稷，亦可无愧于天地民心。

今身虽将殁，志犹未已。望后来者能继此志，使法治精神长存，仁政理念不绝。如此，则我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