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悝

我，李悝，生于战国初年那个礼崩乐坏却又充满无限可能的时代。当我闭上双眼，记忆中最早浮现的是魏国都城安邑的市井烟火——青铜器与铁器在作坊中碰撞作响，列国商贾的方言在集市上交汇，而官学墙外总有士子捧着竹简匆匆走过。那是周天子权威日渐式微的年代，诸侯裂土而争，百家之言初起，而我的一生，注定要与一个崭新国家的诞生紧密相连。

少年时，我曾在子夏门下习儒术。那时我们常在汾水畔辩论“仁政”与“王道”，先生总说：“克己复礼为仁”。然而当我游历列国，眼见晋国旧地卿大夫倾轧、庶民流离，方才惊觉礼乐早已不能维系这崩裂的世道。在邯郸见过饥民易子而食，在新郑目睹贵族以鼎烹人，在楚越边境看到村寨十室九空——这些记忆如刀凿斧刻般让我明白：乱世需用重典，危局当行新法。

魏文侯即位那年，我四十有二。那个雨夜，国君执我手叹道：“晋国三分以来，魏地西有强秦窥伺，东有齐楚虎视，先生何以教寡人？”烛火摇曳中，我铺开绘有阡陌疆域的羊皮图：“夫治国者，当尽地力之教。魏土虽小，若开沟洫、废井田、劝农桑，则粟米可盈仓廪；削世卿、立郡县、募贤才，则兵甲可强邦国。”话语既出，君臣相视而笑，窗外惊雷炸响，仿佛上天为这场变革揭幕。

历时三载，《法经》六篇终成。当刀笔吏将律文刻于青铜鼎上那日，安邑万人空巷。有人高呼“乱世重典”，亦有老贵族顿杖大骂“背弃祖制”。我深知这法典之苛——盗符者腰斩，议国政者劓刑，就连官仓粟米霉变，主事者亦要断足。然非常之时必行非常之法，当今天下强者兼人，弱者为人所兼，岂容温吞如水之治？

最令我痛彻心扉的，是处置上大夫成璜一案。这位曾与我同窗论道的旧友，因私占军田三百亩、隐匿佃户五十七人，按律当诛。行刑前夜，他隔牢栏问我：“李悝啊李悝，昔日同研《尚书》之时，可曾想过你会变成酷吏？”我答：“非悝变矣，乃时势变矣。若容卿族继续蚕食公田，不过十年，魏国将无粮饷军，无卒守城，届时秦人铁骑踏来，你我皆为亡国之奴！”晨光微熹时，刑场血溅白雪，观者无不悚然。我站在阙楼之上，任寒风吹透官袍，心中默念：这变法之路，从来要以故交骸骨为阶。

然变法成效终见。五年后，魏国府库之粟红腐不可食，武卒甲胄之光耀及旷野。西门豹治邺水患，吴起训武卒于西河，魏军大败秦师于阴晋。那天文侯设宴凌云台，举觞敬曰：“非子之法，魏几亡矣！”我却见殿下那些新晋的布衣官吏——他们有的曾是贩缯之徒，有的本是躬耕之士，如今皆凭军功律法位列朝堂。这或许就是变法的真义：打破世卿世禄的桎梏，让才学之士皆有晋身之阶。

晚年我常独坐兰台，整理判例编为《盗法》《贼法》诸篇。有门生问：“夫子之法是否过峻？”我指窗外市集答：“见那贩浆者乎？三年前他因斗殴断指，如今却成安邑最守信之贾人。法如砺石，虽痛却能磨去人性之瑕。”又指远山烽火：“若无严法整军经武，此刻你我或已披发左衽，事戎狄为主矣。”

将逝之时，我命人抬至院中观星。银河倾泻如练，忽忆起少年时与子夏先生辩《易》场景。先生言“变易不易”，而今我方彻悟：这世间唯“变”为不变之真理。三晋之地从宗法封建到刑名法治，从世卿世禄到军功授爵，变的不仅是法度，更是天地运转之道。我这一生，不过是顺应时势做了催变之人，虽负酷吏之名，却无愧社稷百姓。

最后的目光落在案头未竟的竹简上，那是我正在修订的《平籴法》——如何使丰年谷贱不伤农、荒年粮贵不困民。可惜天不假年，唯愿后来者能续此志：法治非为苛暴，终极仍在富民强邦。秋风穿堂而过，吹动简牍哗啦作响，仿佛历史正在翻页。而我渐渐阖目，耳畔依稀响起多年前汾水畔的读书声，那时春光正好，我们皆年少，还以为能用一生读懂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