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

我，桑弘羊，生于景帝年间，逝于昭帝之世，这七十三载春秋恰如一部跌宕的汉家财政史诗。世人或以“兴利之臣”誉我，或以“聚敛之吏”毁我，然千秋功过何须尽付他人言说？且容我这垂暮老者，将毕生抱负与挣扎细细道来。

我出身洛阳商贾之家，自幼与算筹为伴，于市井间窥见经济流转之妙。十三岁入宫为郎，得遇武帝这位雄才大略的君王。当时汉室虽承文景之治的富庶，然北击匈奴、开疆拓土需巨额军资，诸侯坐大、豪强兼并更需制度制约。陛下深夜召我问策时，殿中烛火摇曳，我指间算珠轻响，提出“均输平准”之策的那刻，分明看见帝王眼中迸发出照亮时代的光芒。

盐铁官营之策推行时，朝野哗然。那些儒生斥我“与民争利”，豪强骂我“断其财路”，可我深知山海之利岂容私门独占？元狩年间亲赴齐地盐场，目睹灶户被豪强盘剥得衣不蔽体，而盐价竟贵至“一斛谷换一升盐”。当我将盐官印信交到老灶户皴裂的手中，他颤巍巍煮出第一锅官盐时，那晶莹的盐粒映着朝阳，恰如百姓生计初现的曙光。

均输法实施那年，我派员赴江淮征收绢帛。恰逢当地丰收，市价低廉，使者便以官钱采购余粮运往陇西，时值戍边军粮紧缺，一转一运间，军需得足，农民得金，官府更获利充公。有书生质疑此举违背“王者不殖货利”的古训，我却笑问：若任商人囤积居奇，岂非纵容其吸食民脂民膏？

平准令颁布之日，长安东西市立起官署铜牌。每逢谷贱时官仓收购，谷贵时平价抛售，市井间投机之辈再难兴风作浪。太学诸生讽我“以权谋利”，可当他们眼见去岁关中大旱，长安米价始终稳定如常，那些质疑声渐渐化作朝堂上的沉默。有时深夜核验平准簿册，墨迹间仿佛浮现饥民得以果腹的笑颜——这难道不比空谈仁义更近大道？

币制改革最是惊心动魄。当时吴邓钱布天下，郡国铸币轻重不一，我力主发行五铢钱，销毁各地私铸。告密者报豫章郡有大商熔毁官钱改铸恶币，我亲带羽林军彻查，在熔炉前擒获豪强时，其宅中地窖竟藏钱三万余斤。刑场上那厮狞笑：“桑弘羊，你今日杀我，明日还有千万个我！”我挥袖令旗落下：“那便来一个杀一个，直至天下钱货尽归王制！”

征伐大宛时，军费日耗千金，少府库银殆尽。我创设算缗告缗令，要求商贾自报财产纳税。长安西市巨贾贾氏，坐拥车百乘却谎报不足十乘，其家奴告发后查没的财货竟能装备三千铁骑。有人骂我苛酷，可若纵容富者富可敌国而不输公帑，战时谁人为士卒置备甲胄？谁人为战马供给草料？

晚年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们高谈道德，我据理力争直至声嘶力竭。当他们指责酒榷之法使民间佳酿绝迹时，我蓦然想起故乡洛阳的酒肆——昔年父亲携我沽酒，浊酒一斗需费半月薪柴，而今官酿虽质朴，贫者逢节亦可得一醉。究竟孰为仁政？殿堂宏论与巷陌炊烟之间，存在着永远难以调和的悖论。

巫蛊之祸爆发时，我曾被牵连下狱。诏狱阴冷，镣铐森寒，却让我想通一事：理财之臣终究是帝王手中的算筹。陛下用我时，可令贫汉室富甲天下；疑我时，亦可令九卿之尊沦为阶下囚。然午夜梦回，总见少年时在洛阳商铺打算盘，父亲谆谆教导：“计利当计天下利”——

昭帝元凤元年那个秋日，当我以谋反罪被押赴刑场时，长安百姓挤满街道。有人唾骂，有人默然，更有老农捧着新收的粟米哭泣：“桑公平准仓还在否？”我仰天大笑，笑这世事轮回：改革者终成旧制祭品，然那盐铁官营仍在运转，均输法仍在施行，五铢钱仍在流通。刀锋落下那刻，恍惚见未央宫铜柱上自己当年刻下的铭文：“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此生毁誉皆系于此八字矣！若重来一次，我仍会选择做那柄刮骨疗毒的利刃，宁可背负千年骂名，也要为汉室铸就支撑盛世雄图的铜钱铁壁。唯愿后世掌经济者明白：理财非仅术数之道，更是平衡天下利益的绝险行走。须得左手执筹算，右手握良心，于荆棘处辟生路，在深渊畔筑通途。

暮色苍茫，我的魂灵飘过长安城阙，看见西北烽燧传来捷报，戍卒正在分食官仓运来的军粮；东南漕船满载贡绢，农人因均输法得售新丝。忽然了悟：这生生不息的国计民生，才是真正的千秋之业。而我桑弘羊，不过是历史长河中一枚被浪潮反复冲刷的铸币——一面刻着聚敛，一面烙着丰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