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小满在晨光里数那些贝壳时,窗台上的白玉兰正落下第三片花瓣。三十七枚贝壳被浸在清水里,基隆港的小笠原贝边缘泛着淡紫,花莲的钟螺壳上还留着细密的刻痕,像有人用指甲反复划着“等”字。
“这贝壳能吹响的。”父亲不知何时站在厨房门口,手里捏着那枚滨螺。他拇指按住螺口轻轻一转,清越的呜呜声漫出来,像远处渔船归航的汽笛。林小满忽然想起外婆相册里的老照片:穿海魂衫的男人蹲在沙滩上,手里举着枚贝壳,身后的浪头正漫过他的帆布裤脚。
“你外公是讨海人。”父亲把滨螺放进她手心,掌心的温度透过贝壳传过来,“1982年他第一次随船到上海,在十六铺码头捡了这枚螺。”他指向螺壳内侧的刻痕——那道浅沟弯弯曲曲,像条被季风拉长的海岸线,“他说摸到这道痕,就知道船离大陆还有多远。”
洗衣机的嗡鸣声从阳台传来,母亲正在漂洗那些旧信笺。林小满跟着走进阳台时,正看见她把信纸铺在竹筛上,阳光透过湿软的纸页,将“花莲”“高雄”这些字照得透亮,像水里浮动的碎银。“你外婆总说,字泡过水才活得起来。”母亲用竹筷轻轻拨弄信纸,“就像人要经过些眼泪,才能把心事看得分明。”
竹筛角落压着片芦苇叶,正是那封未写完的信里夹着的。叶尖的“风”字被水泡得发胀,林小满忽然发现叶背藏着行极小的字:“芦苇荡的尽头有座灯塔”。她想起上周在阁楼找到的旧地图,台湾海峡的位置被红笔圈了又圈,灯塔的符号旁标着个模糊的日期:2000年3月。
“那天台风刚过,你外公的船就失踪了。”父亲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手里拿着个褪色的搪瓷杯。杯身上印着“两岸通航纪念”,1992年的字样已经磨成了浅白。“他在无线电里说看到了灯塔,说要采束金针花回来插在你外婆的青瓷瓶里。”
林小满捏着那枚钟螺跑到楼下的老井边。井台的青石板被岁月磨得发亮,她忽然想起信里写的“花瓣掉在井台上,井水都染成了红的”。把贝壳凑近井口时,风从井里涌上来,带着潮湿的凉意,螺壳里的回声突然变得清晰——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哼着调子,旋律和外婆临终前含糊的哼唱一模一样。
傍晚整理信笺时,她在那封基隆港的信背面发现了层透明的薄纸。揭开后,里面藏着张轮船票存根,目的地是“上海”,日期被雨水晕成了浅蓝,却依稀能辨认出“2000年4月”。存根边缘粘着半片凤凰花瓣,红得像团没熄灭的火,恰如信里那句“等季风把船帆吹饱,我就站在你家院墙外的凤凰树下”。
母亲把晒干的信笺收进樟木箱时,夕阳正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在信纸上投下细长的光斑。“你外婆总说,人走了就变成风。”她把那枚滨螺放在箱子最上层,“所以每年梅雨季,她都要把贝壳拿出来晒,说这样就能听见风里的话。”
林小满躺在床上时,窗台上的贝壳忽然响了。月光透过贝壳的纹路,在墙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片跳动的海浪。她想起父亲说的“贝壳里的回声是没说出口的话”,忽然抓起那枚小笠原贝贴在耳边——呜呜的风声里,仿佛真的藏着句极轻的话,像有人隔着海峡,轻轻喊着她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