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晚在档案室第三排货架前蹲了整整十七分钟,指尖终于触到那个积灰的硬纸壳。牛皮纸边缘已经发脆,用褪色的红绳捆着,绳结上还沾着半片干枯的梧桐叶——是去年深秋的叶子,她认得。
档案室的百叶窗被风掀起一角,斜斜的阳光切进来,在灰尘里划出一道金亮的线。苏晚把纸壳抱到桌上时,听见背后传来脚步声,皮鞋跟敲在水磨石地面上,笃笃的,带着种不容置疑的压迫感。
“苏小姐。”
她回头时,男人正站在逆光里。深灰西装熨得笔挺,左手插在裤袋里,右手拎着黑色公文包,金属搭扣在光线下闪了下。是沈砚。昨天在码头见过一面,他站在穿藏青色制服的警察中间,指尖夹着份文件,看她的眼神像在审视一件证物。
“沈先生。”苏晚把纸壳往怀里拢了拢,“这里是航运公司的档案室,无关人员不能进。”
沈砚没动,目光落在她怀里的纸壳上。“我是来查十年前‘渡远号’的事故档案。”他声音很平,像刚从冰水里捞出来,“听说苏小姐也在查这个?”
风又掀起百叶窗,这次带进来些雨水。入梅的雨总是黏糊糊的,打在窗玻璃上,晕开一片雾白。苏晚忽然想起母亲临终前攥着她的手说的话:“那封信,千万别拆。”
“我查什么,好像和沈先生没关系。”她站起身,纸壳棱角硌着肋骨,有点疼。昨天从码头回来,她右肋就一直隐隐作痛,大概是被那个穿制服的推搡时撞到了铁栏杆。
沈砚朝她走了两步。他很高,阴影把苏晚整个人罩住,空气里忽然多了点雪松的味道,混着雨水的潮气,有点像她小时候在祖父书房闻到的味道。
“‘渡远号’沉没时,船上有七十二名乘客,”他盯着她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其中包括苏小姐的父亲,苏明成。”
苏晚的指尖猛地收紧,红绳勒进掌心。她知道他在试探,就像昨天在码头,那些警察翻来覆去问的都是同一句话:“你父亲失踪前,有没有给你留过什么东西?”
“沈先生是警察?”她反问,目光扫过他手腕上的表——江诗丹顿的 Patrimony系列,低调得像块普通银表,但表背的雕花她认得,是沈家的族徽。
沈家。苏晚垂下眼,看见纸壳缝隙里露出的信封一角,米白色的,右上角印着朵小小的玉兰花。是母亲的笔迹。
“我不是警察。”沈砚的声音低了些,“但‘渡远号’的事故,和我有关。”
档案室的老吊扇吱呀转了半圈,停了。苏晚忽然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擂鼓似的,撞得耳膜发疼。十年前那个暴雨夜,她缩在阁楼的衣柜里,听着楼下传来摔碎花瓶的声音,母亲哭喊着说:“那封信不能寄!沈家会害死我们的!”
“沈先生要查档案,应该去找负责人。”她抱起纸壳往门口走,经过他身边时,手腕被攥住了。
他的手指很冷,骨节分明,像玉雕的。苏晚挣扎了一下,没挣开,反而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放开。”
“纸壳里是什么?”沈砚的拇指擦过她手腕内侧的皮肤,那里有块浅褐色的胎记,像片残缺的枫叶。他忽然松了手。
苏晚踉跄着冲出门,走廊里的风卷着雨丝扑在脸上,凉得刺骨。她跑到楼梯口时回头看了一眼,沈砚还站在档案室门口,手里不知何时多了片梧桐叶,正低头看着,指尖轻轻捻着叶梗。
那片叶子,是从她抱的纸壳上掉下来的。
回到家时,雨已经下大了。老式居民楼的楼梯间渗着水,墙壁上的墙皮大片大片地剥落,露出里面灰黑色的砖。苏晚在三楼拐角处停住脚,302的门虚掩着,王阿婆的收音机正咿咿呀呀唱着评弹。
“晚丫头回来啦?”王阿婆探出头,灰白的头发用发卡别着,“刚才有个穿西装的男人来找你,说姓沈。”
苏晚的心沉了一下,快步上了四楼。她家的门是老式的铜锁,钥匙插进去时,她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很重。推开门,客厅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有餐桌上亮着盏台灯,暖黄色的光打在一个牛皮纸信封上。
信封是打开的,里面的信纸露了半截出来。苏晚走过去,看见信封上的邮票——十年前的纪念邮票,印着长江大桥,已经泛黄了。
这是母亲藏在樟木箱最底层的那封信。昨天她翻箱倒柜找“渡远号”的乘客名单时,不小心把樟木箱的锁扣碰坏了,才发现这个信封夹在《船舶工程学》的书页里。母亲临终前把钥匙交给她时,只说过一句话:“等你觉得能扛住了,再打开。”
她一直没敢打开。直到刚才在档案室看见沈砚,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攥住了,她忽然想知道,十年前那个暴雨夜,母亲到底在怕什么。
苏晚坐在餐椅上,指尖抚过信封上的字迹。是父亲的笔迹,她认得。父亲写得一手漂亮的瘦金体,小时候教她练字时,总说她的笔画太软,像没长骨头。
信纸被抽出来时,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只有一页纸,字迹却很潦草,像是写得很急。
“晚晚,当你看到这封信时,爸爸应该已经不在了。别难过,爸爸是去做一件必须做的事。‘渡远号’的货舱里藏着不该藏的东西,沈家的人在利用航运线做肮脏的交易,爸爸必须把证据送出去。
妈妈要是问起,就说我去青岛出差了。别告诉她真相,她胆子小,会睡不着的。
还有,爸爸书房的保险柜里有份名单,你记着密码是你的生日。如果我没回来,就把名单交给海事局的周叔叔。别相信任何人,尤其是沈家的人。
爸爸对不起你和妈妈,但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
爱你的爸爸
2013年10月17日”
最后一个字的笔画划破了纸,墨渍晕开,像朵黑色的花。苏晚的手指抖得厉害,信纸边缘被捏出几道深深的褶子。
10月17日。十年前的10月18日,“渡远号”在东海海域沉没。新闻里说,是遇到了罕见的强台风,船体断裂,七十二名乘客无一生还。
可父亲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知道自己回不来了。
客厅的挂钟敲了七下,苏晚才发现自己在哭。眼泪掉在信纸上,晕开一小片水渍,把“沈家”两个字泡得模糊不清。
她忽然想起昨天在码头,沈砚站在警戒线外,看她的眼神。那时她正蹲在沙地上捡贝壳——母亲说过,父亲每次出海回来,都会给她带贝壳。沈砚身边的警察在说:“沈总,当年的幸存者里,只有苏明成的女儿还在查这件事。”
沈总。原来他是沈氏集团的人。那个掌控着大半个东海航运线的沈家。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敲在玻璃窗上,像无数只手在拍。苏晚起身走到窗边,猛地拉开窗帘——对面楼房的灯大多亮着,只有斜对过的顶楼没亮灯,黑沉沉的,像块浸在水里的石头。
那是沈家的老房子。苏晚小时候住在这里,隔着一条窄巷,能看见沈家阁楼的窗户。有次她趴在窗台上画画,看见一个穿白衬衫的少年坐在对面的窗台上看书,阳光落在他肩上,像镀了层金。
后来母亲说,那是沈家的小少爷,叫沈砚。“离他远点,”母亲摸着她的头,声音很轻,“我们家和他们家,不是一路人。”
凌晨一点,苏晚被门铃吵醒。
她在沙发上睡着了,怀里还抱着那个装着档案的纸壳。客厅的灯没关,白晃晃的光刺得眼睛疼。门铃还在响,固执地,一下又一下,像是催命符。
苏晚站起来时,腿麻得差点摔倒。她扶着墙走到门口,透过猫眼往外看——是沈砚。
他没打伞,浑身都湿透了,黑色的衬衫贴在身上,勾勒出窄瘦的肩背。头发滴着水,顺着下颌线滑下来,在脖颈处积成小小的水洼。
苏晚犹豫了三秒,还是拉开了门。
“沈先生有什么事?”她靠在门框上,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沈砚没说话,目光越过她,落在客厅的纸壳上。“我能进去说吗?”
雨还在下,风卷着雨丝扑在苏晚脸上,有点冷。她侧身让他进来,关门前,看见楼梯口的灯泡忽明忽暗地闪了两下,灭了。
“坐吧。”苏晚指了指沙发,转身去厨房倒水。水壶里的水是下午烧的,已经凉了,她倒了两杯,放在茶几上时,听见沈砚说:“我看过你父亲的调查报告。”
苏晚的手顿了一下。
“十年前,海事局的档案里,关于苏明成的记录只有一页纸。”沈砚拿起水杯,却没喝,“写着‘失踪,疑似遇难’。但我在沈氏的旧文件里,找到一份不一样的记录。”
苏晚在他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坐下,指尖抠着沙发扶手上的布料。那是母亲亲手缝的沙发套,磨得有些起球了。
“沈氏的文件里写了什么?”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颤。
沈砚抬起头,灯光落在他眼睛里,很暗。“写着,苏明成在‘渡远号’沉没前,被人从船上推了下去。”
水壶从苏晚手里滑下去,“哐当”一声砸在地上,凉水溅了她一裤脚。她没感觉到冷,只觉得心脏像是被一只手狠狠攥住了,疼得喘不过气。
“是谁?”她听见自己在问,声音嘶哑得像砂纸在磨,“是谁推的他?”
沈砚的目光落在茶几上的信封上。那封信被苏晚随手放在那里,信纸还露在外面。“你父亲当年查到的东西,是沈氏用‘渡远号’走私军火的证据。”他的声音很轻,“我大伯,也就是当时沈氏的董事长,下令处理掉他。”
苏晚盯着他。这个男人,这个昨天在码头用审视的眼神看她、今天在档案室攥住她手腕的男人,是凶手的侄子。
“你来告诉我这些,是什么意思?”她笑了一下,眼泪却掉了下来,“替你大伯忏悔?还是觉得,一句‘对不起’,就能让我爸活过来?”
“我不是来道歉的。”沈砚站起身,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放在茶几上,“这是我找到的,当年参与走私的人员名单,还有沈氏账户的流水记录。”
档案袋上还带着雨水的潮气。苏晚没动,只是看着他。
“我知道这些换不回你父亲的命。”沈砚的喉结动了动,“但我想让你知道,不是所有沈家人,都和他们一样。”
“那又怎么样?”苏晚擦掉眼泪,声音冷得像冰,“你大伯还在监狱里好好活着,我爸却连尸骨都找不到。沈先生,你现在来告诉我这些,是想让我感激你吗?”
沈砚的嘴唇抿成一条直线。“我会把这些证据交给警方。”他说,“我大伯已经去世了,但当年执行命令的人还在。”
“然后呢?”苏晚看着他,“他们坐牢,我爸就能活过来了?我妈就不会因为日夜担心,熬坏了身体,不到五十就走了?”
沈砚没说话。
苏晚站起身,走到门口,拉开门。“沈先生,请你离开。”她指着门,“我不想再看见任何姓沈的人。”
沈砚看着她,目光落在她手腕内侧的胎记上。“那封信,”他忽然说,“你父亲在信里,有没有提到过一个叫‘老周’的人?”
苏晚愣住了。父亲的信里,确实提到了“海事局的周叔叔”。
“老周是我父亲当年的战友。”沈砚的声音低了些,“他在收到你父亲的证据前,就被人开车撞断了腿,提前退休了。”
雨又大了起来,敲在窗户上,噼里啪啦的。苏晚看着沈砚,忽然觉得很累。
“我不管什么老周不老周。”她闭上眼,再睁开时,眼眶红了,“我只要我爸回来。可他回不来了。”
沈砚拿起公文包,走到门口时,停了一下。“如果你想继续查下去,”他递给苏晚一张名片,“可以打这个电话找我。”
名片是黑色的,只有一个名字和一串号码,印着银色的字。苏晚没接,名片落在了地上。
沈砚弯腰捡起来,放在鞋柜上,转身走进了雨里。
苏晚关上门,背靠着门板滑坐在地上。客厅里很安静,只有水壶里剩下的水在慢慢渗进地板,晕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刚才差点就接住了沈砚的名片。为什么?是因为他说,他不是来道歉的?还是因为,他提到父亲被推下海时,眼里的那点愧疚?
窗外的雨还在下,苏晚捡起地上的档案袋,拆开。里面是一叠复印件,纸张已经有些发黄,但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见。在名单的最后一行,她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周志国。
是那个去年在码头帮她找“渡远号”乘客名单的老周叔。
苏晚把档案袋抱在怀里,走到餐桌前,拿起那封父亲写的信。信纸已经被泪水浸透了大半,“沈家”两个字晕得不成样子。
她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把她架在肩膀上,在码头看“渡远号”起航。那时的天很蓝,江水很清,父亲的笑声像铜铃一样响。
“爸爸,船什么时候回来呀?”她揪着父亲的头发问。
“等玉兰花谢了,爸爸就回来了。”父亲的声音很温柔,“给晚晚带最大的贝壳。”
可那年的玉兰花谢了又开,开了又谢,父亲再也没回来。
苏晚把信小心翼翼地折好,放回信封里,再塞进那个积灰的纸壳里。她抱着纸壳,走到窗边,拉开窗帘。
对面沈家的阁楼亮着灯。那个穿白衬衫的少年,好像还坐在窗台上看书。苏晚看着那盏灯,看了很久,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雨渐渐停了。
她拿起手机,翻出通讯录里一个很久没联系的号码。那是母亲生前最好的朋友,李阿姨。电话接通时,苏晚深吸了一口气。
“李阿姨,”她说,“我想问问你,十年前,我爸走之前,有没有去过沈家?”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传来李阿姨带着哭腔的声音:“晚丫头,你是不是看到那封信了?你妈不让我告诉你,可我实在忍不住……你爸走的前一天,去沈家大闹了一场,回来的时候,额头全是血……”
苏晚挂了电话,走到沙发前坐下,拿起沈砚留下的那张名片。黑色的卡片,银色的字,沈砚的名字像枚针,扎得她眼睛疼。
她把名片捏在手里,捏了很久,直到卡片的边角硌得手心发疼。然后,她站起身,走到厨房,拉开抽屉,把名片扔了进去。
抽屉里放着母亲的针线盒,里面有半卷红绳,和捆着档案纸壳的那根一模一样。
苏晚关抽屉时,听见客厅的挂钟敲了五下。天快亮了。
她走到阳台上,推开窗户。雨后的空气很清新,带着泥土的味道。远处的码头已经有船鸣笛了,一声又一声,像在呼唤着什么。
苏晚看着天边慢慢亮起来,露出鱼肚白的颜色。她知道,从今天起,有些事,再也回不去了。就像那封迟到了十年的信,拆了,就再也合不上了。
她转身回屋,把那个装着信和档案的纸壳抱进了阁楼。阁楼里堆着很多旧东西,母亲的缝纫机,父亲的工具箱,还有她小时候的玩具。苏晚把纸壳放在最高的那个货架上,用一块布盖好。
盖布的时候,她的指尖碰掉了货架上的一个相框。相框摔在地上,玻璃碎了一地。照片上是小时候的她,坐在父亲的肩膀上,在码头笑得一脸灿烂。
苏晚蹲下来,一片一片地捡玻璃碎片。有一片扎进了指尖,血珠慢慢渗出来,滴在照片上,晕开一小朵红色的花。
就像父亲信纸上那朵黑色的花。
她忽然想起沈砚在档案室说的话——“‘渡远号’的事故,和我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