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交入党申请书的第三天，南京大学的军训场突然来了批“特殊教官”。清晨的薄雾还没散尽，三十位身着作训服的军人踏着正步入场，领章上的星徽在朝阳下闪着光——他们是刚从边防线上换防回来的老兵，也是学校特意请来的“强化训练指导员”。
“今天开始，加训三个科目。”带队的赵教官声音洪亮如钟，他右臂有一道浅浅的疤痕，据说是在中印边境对峙时留下的，“持枪瞄准、野外拉练、紧急集合。不是让你们当特种兵，是让你们知道，‘纪律’两个字，在战场上意味着什么。”
沈星野被分到了持枪训练组。当冰冷的模拟步枪握在手里时，他突然想起爷爷的话：“枪是工具，握枪的人才是关键。党员拿起枪，是为了保护更多人放下枪。”教官示范瞄准动作时，他看得格外认真，连呼吸都跟着调整节奏——标尺、准星、目标，三点一线，像在实验室里校准仪器，容不得半点偏差。
“沈星野，你这姿势不对。”赵教官走到他身后，用粗糙的手掌按住他的肩膀，“枪托要顶实肩窝，不然后坐力能把你掀翻。记住，稳住了，才能打得准。”
这一按，沈星野突然想起军训第一天，苏清月帮他纠正站姿的样子。那时她踮着脚，把他歪掉的帽檐扶正：“腰再挺直点，像棵树才行。”此刻肩窝传来的力度，和那天的叮嘱竟有种奇妙的呼应——都是在教他“如何站得更稳”。
下午的野外拉练，是对体力的终极考验。十公里山路，背着五公斤的背囊，还要在指定时间内找到藏在树林里的“信号弹”。沈星野的体能不算顶尖，走到后半程时，双腿像灌了铅，喉咙里全是血腥味。
“放弃不丢人。”旁边有人喘着气说。沈星野却摇摇头，目光落在背囊外侧——那里别着一本小小的党章，是他特意放进去的。他想起爷爷在长津湖的雪地里，饿了三天还能扛着炸药包冲锋，突然觉得脚下的路没那么难了。
“沈星野，帮我一把！”身后传来王磊的声音。他脚踝扭伤了，正一瘸一拐地拖着步子。沈星野二话不说，把王磊的背包拽到自己肩上，又扶着他往前走。“你傻啊，这么重怎么扛？”王磊急得直跺脚。
“入党申请书里写了‘为人民服务’，总不能光写不做吧。”沈星野笑了笑，额角的汗水滴进泥土里，“再说，你忘了？咱们是一个班的。”
夕阳西下时，他们终于在一片松林里找到了“信号弹”。当红色烟雾在林间升起时，沈星野瘫坐在地上，看着苏清月所在的女生组也陆续到达。她脸上沾着泥，军帽歪在一边，却举着找到的信号弹朝他挥手，笑容比烟雾还亮。
当晚的紧急集合哨，在凌晨两点突然响起。沈星野几乎是条件反射地弹起来，摸黑套上作训服，背包带子在慌乱中缠成了死结。隔壁床的王磊手忙脚乱地穿错了鞋子，两人跌跌撞撞地冲出宿舍楼时，队伍已经站得整整齐齐。
“记住这种慌乱。”赵教官站在队伍前，手里捏着秒表，“在边境，敌人不会等你系好鞋带。党员的‘快’，是练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
第二次紧急集合，沈星野的动作快了一倍。他甚至在背包里备了手电筒，帮着王磊照路。当他们并肩站在队伍里时，月光透过云层落在身上，沈星野突然明白，军训的升级从来不是为了“吃苦”，而是为了在淬练中明白：所谓成长，就是把“慌乱”变成“从容”，把“个人”变成“我们”。
训练结束时，赵教官给每个人发了枚小小的五角星贴纸。“这不是奖励，是提醒。”他指着沈星野胸前的贴纸，“你们申请书里写的‘奋斗’，就从把被子叠成豆腐块、把正步走成一条线开始。”
沈星野把贴纸小心翼翼地贴在入党申请书的封面上。月光下，那枚五角星和信纸里的“共产主义”四个字遥遥相对，像两颗正在靠近的星，在一个年轻人的心里，发出越来越亮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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