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功宴当天，宾客络绎不绝。我穿着熨帖的黑色西装下楼时，宋锦川正站在玄关迎客，与人谈笑风生的模样从容得体，举手投足间尽是上位者的笃定。看见我，他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波动，随即朝我微微颔首，介绍道：“这是我哥，宋锦鹤。”
来人纷纷道贺，语气里满是“兄弟俩都有出息”的赞叹。我扯着嘴角应付，目光却落在他胸前口袋里那支钢笔上——笔帽被摩挲得发亮，显然常被触碰。
宴席过半，我借口透气走到露台。晚风带着初夏的热意拂来，身后传来脚步声，不用回头也知道是他。
“喝这个。”他递来一杯温水，“你胃不好，少碰酒精。”
我接过水杯，指尖触到他的指腹，两人都像被烫到般缩回手。他低头看着地面，声音闷在风里：“苏州那个项目，我看了你的草图，结构设计很新颖。”
“嗯，还在修改。”
“需要融资的话，”他顿了顿，语气放得平缓，“我的公司可以注资。”
我转头看他，月光勾勒出他绷紧的下颌线：“宋总现在是资本方了？”
他猛地抬头，眼里的光亮瞬间暗下去，像被风吹灭的烛火：“哥，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我移开视线，远处的霓虹灯在他眼里碎成一片光斑，“三年前你说，让我信你一次。”
他的呼吸顿住了。
“现在信了。”我补充道，声音轻得被风吹散，“你做得很好。”
他突然上前一步，我下意识后退，后腰抵在冰凉的栏杆上。他的手撑在我身侧，雪松混着烟草的气息扑面而来，带着不容拒绝的侵略性。
“只是这样？”他的声音压得很低，睫毛上沾着月光，“哥，这三年你在巴黎，有没有哪怕一秒……想过我？”
露台上的灯笼被风吹得摇晃，光影在他脸上明明灭灭。我想起他高中时在雨里等我放学，手里举着把太大的伞，半边肩膀湿透；想起他在创业失败的深夜打跨国电话，背景音是键盘敲击声和压抑的咳嗽；想起母亲说他住院时，床头始终放着我送的钢笔。
掌心又开始冒汗，像接到母亲电话那天一样。我偏过头，看见他西装领口露出的锁骨处，有颗淡红色的小痣——是小时候被热水烫的，那时他抱着我哭了整整一个下午，说怕留疤不好看。
“宋锦川，”我开口，声音有些发哑，“你领带歪了。”
他的动作僵住了。
我抬手，指尖穿过他颈间的布料，将那根松垮的领带系成标准的温莎结。指腹擦过他发烫的皮肤，他的呼吸骤然变重，像搁浅的鱼。
“今天有长辈，这样才像样。”我收回手，转身往客厅走。
经过香樟树下时，听见身后传来他的声音，很轻，却清晰得像雪落：
“哥，我没忘你换了香型。只是我……还没找到能替代的味道。”
夜风卷起落在肩头的花瓣，我没回头，只是握紧了口袋里那支从巴黎带回来的钢笔——笔帽上刻着他的名字，是准备了三年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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