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一年的南京,梅雨季的雨总下得绵密。贺峻霖撑着把油纸伞,走进朱雀街的咖啡馆时,裤脚已经溅了泥点。他摘下湿淋淋的礼帽,露出额前被雨水打湿的碎发,目光精准地落在靠窗的位置。
张真源正搅动着杯冷掉的咖啡,军绿色的制服外套搭在椅背上,肩章上的星徽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冷光。眼神不经意飘向手腕处,再抬眼时,喉结动了动:“迟到了七分钟。”
“路上盘查严。”贺峻霖坐下,将伞靠在桌边,水滴顺着伞骨在地板上积成小小的水洼,“三青团的人最近像疯了一样。”
张真源没接话,从公文包里抽出张照片推过去。照片上是个穿长衫的男人,眉眼间和贺峻霖有几分像。“你哥哥的消息,在苏州桥的监狱里。”
贺峻霖的指尖猛地攥紧,骨节泛白。他端起面前的柠檬水灌了半杯,才压下喉间的涩意:“谢了。”
“条件是。”张真源的声音低沉下来,“把你们下周接头的地点告诉我。”
窗外的雨突然大了起来,敲得玻璃噼啪作响。贺峻霖笑了笑,眼角的泪痣在灯光下若隐若现:“张副官这是拿亲哥哥的消息,换我的命?”
他们认识十年了。那时张真源还是保定军校的学生,贺峻霖在金陵大学读外文系,两人常在秦淮河畔的书摊前偶遇。张真源总爱抢他手里的《资本论》,说这些是蛊惑人心的东西,贺峻霖就抢他的军校讲义,笑他是国民党的好走狗。
最后一次在书摊见面,是去年深秋。张真源已经穿上了军装,贺峻霖的风衣口袋里揣着要交接的情报。他们没说话,只是隔着往来的人群看了一眼,像两条即将汇入不同河道的支流。
“我不是要你的命。”张真源的指节叩着桌面,“我是要你活着。你哥哥的案子,我能想办法。”
贺峻霖忽然想起昨天在秘密据点,老冯咳着血说的话:“南京的地下线快断了,下周的接头必须成功。”他从口袋里摸出块怀表,打开时露出里面夹着的小照片——两个少年在玄武湖边,笑得露出虎牙。
“张真源,”他合上怀表,声音轻得像雨丝,“你还记得我们说过要一起看钱塘江大潮吗?”
张真源的喉结又动了动。那年他们偷溜出南京,在海宁的堤坝上冻得发抖,却看着潮水漫过脚踝,说要等天下太平了,再来喝庆功酒。
“记得。”他说。
咖啡馆的钟敲了九下。贺峻霖站起身,拿起伞:“下周晚上八点,夫子庙的魁光阁。”
张真源猛地抬头,眼里有震惊,还有些别的什么,像被雨水模糊的星子。
“你……”
“别告诉别人。”贺峻霖笑了笑,转身走进雨幕。他的背影很快被水汽吞没,像从未出现过。
张真源坐在原地,咖啡彻底凉透了。他从外套口袋里摸出张揉皱的纸,上面是上司亲笔写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摧毁南京地下党的接头点。
七天后的夜晚,夫子庙的灯笼映着湿漉漉的青石板。贺峻霖提前半小时到了魁光阁,阁楼里空无一人,只有风吹动窗棂的吱呀声。他知道张真源不会来,或者说,他希望张真源不要来。
墙角的暗格里藏着最后一批电台零件,是他冒死从日军仓库里运出来的。远处传来整齐的脚步声时,他正把零件往怀里塞。
手电筒的光柱扫过来,照亮了他沾满灰尘的脸。张真源站在最前面,军靴踩在积水里,发出沉闷的声响。
“贺峻霖,束手就擒吧。”他的声音比秦淮河水还冷。
贺峻霖笑了,像当年抢他讲义时那样:“张副官,你抓得住我吗?”
他转身撞开后窗,纵身跳进了秦淮河。冰冷的河水瞬间包裹了他,怀里的零件硌得肋骨生疼。他听见岸上的枪声,子弹在水面溅起细碎的水花。
游到对岸时,他看见张真源站在阁楼上,背对着他,手里的枪垂在身侧。月光落在他的军装上,像落了层霜。
三个月后,贺峻霖在苏北的根据地收到封信,信封上没有寄信人。拆开后,里面只有半张照片——是当年玄武湖边的合影,被撕成了两半,他那半不知所踪。
照片背面有行字,是张真源的笔迹,力透纸背:
“钱塘江大潮,我替你看了。”
那天的南京,又下起了梅雨季的雨。贺峻霖把照片塞进贴身的口袋,转身走进了弥漫着硝烟的战场。他知道,有些人注定要在岔路口分道扬镳,就像这雨,落在国民党的屋檐上,也落在共产党的战壕里,却再也汇不到同一条河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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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身份,早就注视着他们不会有结果,他们的结局是一个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