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那年的冬天，冷得像是要把整个世界都冻成一块冰。北风卷着雪粒子，呜呜地拍打着教室的玻璃窗，像是有谁在窗外哭了一整个冬天。早读课上，每个人都埋着头背书，呵出的白气在空气中凝成短暂的雾，又很快被头顶老旧的空调吹散——那空调制热效果差得很，出风口总带着股铁锈味，吹在身上暖不了几分，倒把粉笔灰扬得满教室都是。
我把冻得发僵的手缩进校服袖子里，指尖能摸到粗糙的布纹，那是洗了太多次留下的毛边。课本摊在面前，密密麻麻的知识点像一群乱爬的蚂蚁，怎么也钻不进脑子里。还有三天，就是我十八岁生日了。这个数字像根细针，轻轻扎在心上，不疼，却带着种奇异的痒——十八岁，意味着成年，意味着可以填离家最远的志愿，意味着能名正言顺地离开那个总弥漫着消毒水味和争吵声的家，去南方那个据说冬天从不下雪的城市。
桌肚里藏着一张皱巴巴的招生简章，是我上周趁图书馆管理员不注意偷偷撕下来的。南方的大学名字印在淡蓝色的纸上，旁边配着一张校园风景照，有爬满常春藤的红砖墙，有波光粼粼的人工湖，还有穿着白裙子的女生坐在草坪上看书。我用铅笔在“录取分数线”下面画了波浪线，指尖反复摩挲着那行数字，像是在触摸一个遥远的梦。
“陈越楠，出来一下。”
班主任王老师的声音突然从门口传来，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凝重。全班同学的目光“唰”地一下都投向我，像一束束带着温度的光，烤得我脸颊发烫。我愣了一下，赶紧站起来，椅子腿在光滑的瓷砖地上划出刺耳的“吱呀”声，在安静的教室里显得格外突兀。
“王老师，怎么了？”我走到门口，攥着衣角的手指不自觉地收紧。王老师是个四十多岁的女老师，总是笑眯眯的，平时见了我总爱喊“楠楠”，说我这名字听着就亲。可今天她眉头紧锁，眼里的红血丝比我熬夜刷题时还重，看向我的眼神里，裹着一层化不开的同情。
“你爸爸在楼下等你，”她顿了顿，声音压得很低，像怕惊扰了什么似的，“他说……家里出事了。”
“出事”两个字像块冰，“咚”地一下砸进我心里。我下意识地抬头看向窗外，雪还在下，把操场的栏杆染成了白色，像奶奶冬天腌咸菜时用的粗盐。会是什么事？奶奶已经走了两年了，那个小院里的歪脖子枣树也被开发商锯了，这个家里还有什么能称得上“出事”的？是李梅又跟爸爸吵架了？还是……
我不敢想下去，喉咙突然发紧，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几乎是踉跄着跑下楼，教学楼门口的风更大，卷着雪粒子打在脸上，疼得像小刀子割。爸爸就站在宣传栏旁边，穿着那件黑色羽绒服，帽子没戴，头发上落了层薄薄的雪，看起来像突然老了十岁。
他的眼睛红得吓人，眼白上布满了蛛网似的血丝，看见我跑过来，嘴唇哆嗦着，半天没说出一个字。北风灌进他敞开的领口，把里面的旧毛衣吹得鼓起来，他却像没感觉似的，只是定定地看着我，那双曾经能扛起一袋大米的肩膀，此刻垮得像被抽走了骨头。
“楠楠，”他终于开了口，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每一个字都带着破碎的颤音，“耀祖……耀祖出事了。”
“嗡”的一声，我的脑子像被重锤砸中，瞬间一片空白。陈耀祖？那个总穿着黄色连体衣、跟在我身后喊“姐姐”的小土豆？那个会把幼儿园老师奖励的小红花偷偷塞给我、举着沾了口水的饼干献宝的小孩？他能出什么事？他才十二岁，刚上小学六年级，每天放学都会背着印着奥特曼的书包，在校门口的小卖部买袋辣条，然后蹦蹦跳跳地回家，把辣条的油蹭在我的作业本上。
“他……他怎么了？”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牙齿死死咬着嘴唇，尝到了淡淡的血腥味，才能勉强站稳。
爸爸没说话，只是伸出手，想拉我的胳膊，手指都快碰到我的校服袖子了，却又像怕碰碎什么似的，猛地缩了回去。他转过身，朝着校门口的方向走，脚步沉重得像灌了铅，每一步都在雪地上留下深深的脚印。我跟在他身后，踩着那些脚印往前走，雪水渗进帆布鞋，冰凉的湿意顺着脚踝往上爬，冻得骨头缝都在疼。
医院的消毒水味像无数根细针，扎进鼻孔，刺得人眼睛发酸。抢救室门口的红灯亮得刺眼，在惨白的走廊里投下一片诡异的光晕，像块凝固的血。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李梅的哭声，尖利而绝望，像指甲划过玻璃，一声声剐着人的耳膜，听得人头皮发麻。
她瘫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头发凌乱地贴在脸上，原本精致的眼线晕成了黑圈，像只被雨淋湿的熊猫。身上那件新买的黑色羽绒服沾着不知是雪还是别的什么污渍，皱巴巴的像团废纸。看见我和爸爸走过来，她突然像被踩了尾巴的猫，猛地从椅子上弹起来，朝着我扑过来，指甲张牙舞爪地抓向我的脸：“都是你！都是你这个丧门星！要不是你，耀祖怎么会出事！他是去给你买蛋糕啊！你怎么不去死！”
护士和医生赶紧跑过来拉住她，她却像疯了一样挣扎，羽绒服的拉链被扯得“哗啦”响，嘴里不停地咒骂着，那些恶毒的字眼像冰雹一样砸向我：“你这个白眼狼！你克死了奶奶！现在又来克耀祖！我们家是造了什么孽，才会养着你这么个祸害！”
我愣在原地，浑身僵硬得像块冰。脑子里嗡嗡作响，李梅的话像一把钝刀，反复切割着混沌的意识。蛋糕？耀祖去给我买蛋糕？那个总爱抢我零食、分走爸爸所有关注的小孩，那个李梅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宝贝疙瘩，会给我买蛋糕？
口袋里的手机突然硌了我一下，冰凉的触感透过薄薄的校服裤传过来。我下意识地摸出来，屏幕上还停留在和弟弟的聊天界面。昨天晚上十点多，他发来一条消息，只有三个字：“等惊喜。”
我当时正对着模拟卷上的红叉发呆，以为他又在搞什么小孩子的把戏——上次他说“等惊喜”，是把我的橡皮切成了小块，藏在我的铅笔盒里，说那是“彩虹糖”。我没回，直接按了锁屏。现在想来，那时候的他，是不是正趴在书桌上，借着台灯的光，偷偷查那家新开的蛋糕店地址？是不是正数着自己储钱罐里的硬币，算着够不够买一个最小的草莓蛋糕？
旁边的护士叹了口气，悄悄拉了拉我的袖子，低声说：“小姑娘，你别往心里去，她也是急疯了。你弟弟……唉，真是个好孩子。今天中午趁着午休溜出学校，说要去街角那家新开的蛋糕店，给姐姐买十八岁的生日蛋糕。过马路的时候，为了躲一辆闯红灯的货车，被撞倒了……”
护士的声音越来越模糊，我只听见“十八岁生日蛋糕”“闯红灯的货车”“撞倒了”这几个词，像冰锥一样扎进心里。原来他记得，我上周跟同桌抱怨过，说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过一个只写着自己名字的生日蛋糕。那天阳光很好，我趴在课桌上，看着窗外的麻雀，随口说：“听说街角新开了家蛋糕店，草莓慕斯看起来不错。”
原来他趁着午休溜出学校，冒着零下几度的寒风，跑了两条街，就为了给我买那个据说要排队半小时的草莓蛋糕。原来那个失控的货车，不仅撞碎了他小小的身体，还撞碎了他揣在怀里、用保温袋小心翼翼护着的草莓蛋糕，撞碎了他藏在心里很久、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那句“姐姐，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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