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过得像被服厂的线轴，转得飞快，却总绕着一股扯不断的涩。林穗每天天不亮就去被服厂，天黑透了才回来，手里的活计从被罩换成了棉衣，工钱也从五毛涨到了一块。
冬天来得猝不及防，偏房没有暖气，夜里冷得像冰窖。林穗把孩子们搂在中间，自己裹着薄被挡在外面，常常冻得整夜睡不着。她就借着窗外的月光，数着墙上顾景然的照片，想他以前总把她的脚揣在怀里焐，说：“穗穗，你这脚咋比冰块还凉。”
有天夜里，顾盼发起高烧，迷迷糊糊地喊爸爸。林穗抱着儿子往卫生院跑，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她摔了好几跤，膝盖磕在冻硬的地上，疼得钻心。
医生说要住院，林穗掏遍了所有口袋，只有二十七块钱。她站在病房外，看着护士给顾盼扎针，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这时卫生院的大门被推开，顾老汉裹着件旧棉袄，拄着拐杖站在雪地里，手里攥着个布包。
“钱……给孩子看病。”他把布包塞给林穗，布包上还带着旱烟味。
林穗打开一看，里面是几张皱巴巴的毛票，加起来正好五十块。“叔，这……”
“别叫我叔，”顾老汉别过脸，声音哑得像破锣，“是……是桂芝不对，她就是想儿子想疯了……”
林穗的眼泪又掉了下来。她想起以前顾老汉总偷偷塞给孩子们糖吃，说：“景然小时候也爱吃这个。”
顾盼出院那天，顾晓梅来了，手里提着个篮子，里面装着几个白面馒头。“我妈……我妈让我给孩子们带的。”她别别扭扭地说，不敢看林穗的眼睛。
林穗接过篮子，轻声说：“谢谢。”
从那以后，顾家的人没再来找过麻烦，偶尔还会托人捎些吃的来。开春时，被服厂接了批出口的活儿，要赶制一批细棉布的衬衫，工价给得高，但要求也严，针脚要细得像头发丝。林穗咬着牙接了，她想多攒点钱，给孩子们换间带窗户的房子。
这天她正缝着衬衫的袖口，突然一阵头晕，手里的针“啪”地扎进了指尖。血珠涌出来，滴在雪白的棉布上，像朵突兀的小红花。她赶紧用嘴吮了吮，眼前却越来越黑，身子一歪就倒在了缝纫机旁。
醒来时，她躺在被服厂的休息室，厂长正给她喂糖水。“小林，你这是累脱相了，”厂长叹着气，“你看你这手，全是裂口，再这么拼，身子要垮的。”
林穗接过糖水碗，手还在抖：“谢谢厂长，我没事，就是有点低血糖。”
“啥低血糖，是缺觉又缺营养，”旁边的工友插话说，“你天天就啃个窝头，能不晕吗？”
她低下头，没说话。她的钱要留着给孩子们交学费，要买煤过冬，实在舍不得给自己花。
回到家时，顾盼和顾念正坐在门口等她，手里各举着半块窝头。“妈，我们给你留的。”顾盼把窝头递过来，上面还留着牙印。
林穗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把两个孩子搂进怀里：“妈不饿，你们吃。”
夜里，她翻来覆去睡不着，摸着指尖的伤口，突然特别想顾景然。想他以前总说她是“劳碌命”，不让她干重活；想他每次发工资，都要给她买两斤红糖，说女人要补气血。她就对着照片说：“景然，我有点撑不住了，你要是在，肯定会骂我傻吧。”
照片上的人笑得温和，好像在说：“穗穗，别急，慢慢来。”
第二天，林穗去给顾盼交学费，学校老师说有人已经替她交了。“是个老头，拄着拐杖，说是你家亲戚。”老师回忆说。
林穗心里一紧，知道是顾老汉。她买了两斤红糖，往顾家走去。
顾家的土坯房还是老样子，门口堆着柴火，刘桂芝正坐在门槛上择菜。看见林穗，她手里的菜“啪”地掉在地上，站起身就要关门。
“妈，我是来谢谢叔的。”林穗把红糖递过去，“孩子们的学费，麻烦您了。”
刘桂芝的手在围裙上蹭了蹭，没接红糖，也没关门，转身进了屋。顾老汉蹲在墙角抽旱烟，看见她来，磕了磕烟锅子：“孩子……上学要紧。”
“叔，我有钱交学费，就是最近手头紧，缓两天就……”
“一家人，说这干啥。”顾老汉打断她，“景然不在了，我这当爷爷的，不能不管孩子。”
林穗的眼泪掉下来，哽咽着说：“谢谢叔。”
这时顾晓梅从里屋出来，手里拿着件棉袄：“这是我哥以前穿的，改了改，给盼仔穿吧。”棉袄的袖口磨破了，却洗得干干净净。
林穗接过棉袄，指尖触到里面的棉絮，暖得像团火。她知道，这家人心里的冰，开始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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