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光里的回望

周延七十岁那年，视力开始有些模糊，但他还是坚持每天给书架上的诗集掸灰。许言给他织了副老花镜，镜腿上绣着小小的烟花图案，他戴上后，刚好能看清扉页上那些深浅不一的字迹。

“你看，”他把诗集凑到许言面前，“当年写的字真丑。”

许言笑着抢过来：“再丑也是你写的，我还留着那枚烟花书签呢。”

书签被她收在一个红木盒子里，和那张泛黄的便签、半张跨年烟火的照片放在一起。孩子们说要帮他们 digitize（数字化）这些旧物，许言摇摇头：“还是摸得着的好，能想起当时的温度。”

那年冬天，302路公交改线的消息传来，老站台要被拆除重建。周延拄着拐杖，拉着许言的手去了最后一次。暖光灯已经灭了，长椅上积着落叶，只有站台牌上的“302”还清晰可见。

“还记得吗？”许言指着站牌，“你当年总在街对面看我。”

周延眯起眼，仿佛又看到那个穿驼色围巾的姑娘，站在光里跺着脚取暖。“记得，”他握紧她的手，“你掉诗集那天，我心跳得像要炸开。”

他们坐在冰冷的长椅上，晒着冬天的太阳，聊起年轻时的笨拙——他藏了多年的奶茶，她没送出去的诗集，跨年夜那句没说出口的“明年见”。风穿过空荡荡的站台，像在重复当年的对白。

“其实我后来想，”许言靠在他肩上，“要是那天你上车了，会怎么样？”

周延笑了：“那我现在可能还在纠结，该怎么跟你搭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