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见面地点定在城北废弃的游乐园。那里停业的第四年,摩天轮像锈蚀的日晷,指针永远停在十三点零一分——停业通告里写的时间是十三点整,多出来的一分钟是我改的,用黑漆喷在公告栏上,干了以后像一道结痂的疤。我喜欢这种微妙的偏移,它提醒我:世界可以被微调,只要找到支点。凌晨两点零九分,我比约定时间早到十一分钟。风从湖面吹来,带着铁锈和藻类的味道。我打开手机的离线地图,放大到最大级别,像素颗粒像灰色的雪。我用手指在屏幕上画一条路径:入口→旋转木马→鬼屋→摩天轮控制室。每一步的距离、时间、声音分贝、监控死角,昨晚已写进Excel,误差不超过百分之三。旋转木马的马头缺了一半,剩下一半龇着牙,像某种正在进化的梦魇。我蹲下身,从底座缝隙里取出昨晚埋的铝制饭盒,里面是一副夜视仪、一支微型录音笔、一把0.45口径的消音手枪,弹匣里只有两发子弹——一发用来谈判,一发用来背叛。我戴上夜视仪,世界变成幽绿色,木马的眼眶里爬出细小的光斑,像磷火。补丁商迟到了三分零四秒。他穿一件连帽卫衣,帽子压得很低,左手插兜,右手提着一个黑色保温袋。保温袋表面印着“XX鲜奶”的logo,但我知道里面不是牛奶,是一台经过冷处理的笔记本,硬盘里装着我要的东西。我们在摩天轮下停住,脚下的铁网发出细微的震颤,像某种大型动物在呼吸。“黑天鹅索引?”他先开口,声音沙哑,像磁带倒带。“是。”我回答,同时用余光扫过他的鞋——鞋底沾着新鲜的湿泥,来自城南的湿地公园,那里的泥土含铁量高,呈暗红色,像干涸的血。他今天去过那里,或者,他故意让我知道他去过那里。他把保温袋递给我,袋口用一次性封签粘住,封签上写着日期:今天。我撕开封签,寒气扑面而来。笔记本是开机状态,屏幕停在命令行界面,光标一闪一闪,像心跳。我输入一行指令,硬盘开始自检,进度条缓慢爬行,百分之零、百分之三、百分之七……我抬头看他:“价格?”“三十万。”他说,“但我要的不是钱。”我微微挑眉。夜视仪里,他的瞳孔扩张到六点八毫米,比正常人暗适应后的平均值大零点九毫米。恐惧,或者兴奋。“我要你帮我杀一个人。”他说,“或者更准确地说,让一个人‘被自杀’。”进度条跳到百分之二十三,硬盘发出轻微的咔哒声,像骨骼错位。我合上笔记本,声音很轻,但在空旷的游乐园里像一声枪响。“名字?”我问。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打印纸,对折两次,递给我。我展开,纸上只有一个名字:林斐。下面是一串十六进制字符,像一段哈希值,又像一段坐标。我认得这个名字,三个月前,某头部AI实验室的首席架构师,主导开发了一套“黑天鹅索引”——用深度学习预测市场极端事件,准确率超过百分之八十七。官方说法是项目终止,理由是“伦理争议”。但我知道,真正的理由是它太准了,准到让某些人睡不着觉。“他明天会从A市飞B市,航班号MU5739,座位13A。”补丁商说,“飞机落地前,系统会收到一条加密指令,内容只有一句话:‘黑天鹅已起飞。’”我沉默。夜视仪里,他的瞳孔又扩张了一点,七毫米,像一只即将溺水的猫。我计算着距离,摩天轮控制室在左后方十二米,旋转木马在右前方九米,鬼屋在正前方二十一米。如果我现在拔枪,子弹飞行时间零点零三秒,足够在他眨眼之前结束对话。但我没有。我需要他活着,至少今晚。“成交。”我说,声音像冰。他明显松了口气,肩膀微微下沉,像泄了气的轮胎。我转身走向摩天轮控制室,脚步踩在铁网上发出空洞的回响。控制室里有一台老式配电箱,箱门锁孔里插着一根回形针,是我昨晚留下的。我打开箱门,从里面取出一个黑色塑封袋,袋子里是一张SIM卡、一副一次性手套、一支胰岛素笔——笔芯里不是胰岛素,是氯化钾,浓度百分之十,足以让心脏在十秒内停跳。我把SIM卡插进备用手机,开机,信号格满格,运营商显示:未知。我回到旋转木马旁,补丁商已经不见,地上只留下一个烟头和一串脚印,脚印延伸向鬼屋。我蹲下身,用镊子夹起烟头,滤嘴上有牙印,深度零点七毫米,齿列不齐,像某种啮齿动物。我把烟头装进证物袋,标签写:补丁商,左手食指,尼古丁依赖,焦虑指数高。我打开笔记本,硬盘自检完成,进度条停在百分之百。屏幕上出现一行字:
黑天鹅索引已激活。
请输入目标变量:我输入:林斐。
系统沉默三秒,返回一行坐标:北纬31.14,东经121.47,高度一万零八百米。
那是MU5739的航线,也是林斐的死亡轨迹。我合上笔记本,抬头看摩天轮。巨大的金属圆盘在夜色中缓慢旋转,虽然没有人坐,但它依旧按照旧程序一圈一圈地转,像某种固执的信仰。我忽然想起一个词:惯性。所有系统都有惯性,包括犯罪,包括死亡,包括我。我转身离开游乐园,脚步踩在落叶上,发出细碎的破裂声,像某种极小的骨头被折断。我知道,明天之后,黑天鹅会起飞,而我,将成为它翅膀上的一片羽毛——
一片足够锋利,足以割开天空的羽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