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三十三分,我回到出租屋,第一件事是把门反锁两遍,再把钥匙插进锁孔,顺时针拧到极限——咔哒,金属疲劳的声响像一声短促的咳嗽。屋里没开灯,唯一的光源是冰箱门缝里漏出的幽蓝,照在地板上一道细线,像手术刀划开的皮肤。
我打开冰箱,取出那只真空保温箱。箱内温度恒定在零下十八度,里面躺着一支一次性注射器,针管里封存着零点三毫升的琥珀色液体:高纯氯化钾,冰点零下二十一度,落地前刚好解冻。注射器旁贴着一张RFID标签,芯片里写着一个名字:林斐。
现在,这个名字必须被“复活”一次,才能彻底死去。
我取出另一件道具——一台二手心脏起搏器,型号Medtronic 5392,电池剩余电量百分之七十二。外壳被我拆开,重新焊进一块微型LoRa模块和一枚一次性SIM卡。只要接收到特定频率的脉冲信号,它就会发出一段伪造的心电数据,心率、心律、ST段抬高,全部可调。
林斐的尸体将在高空被宣布死亡,但在此之前,他需要“活”三十七分钟——足够让航班起飞,进入平流层,再触发系统崩溃。
五点零五分,我戴上硅胶手套,把起搏器放进一只黑色防静电袋,再塞进背包夹层。背包重量四点一公斤,重心位于第三腰椎,跑动时不会上下颠簸。我换上一件灰色连帽卫衣,胸前印着“Airport Medical Service”字样,工牌编号M-917——编号是真的,照片是我,指纹却不是。我在左手食指贴了一层超薄硅胶膜,纹理复制自两周前离职的真实航医助理。
六点整,我抵达机场货运通道。夜班保安在打盹,监控录像被我提前三天植入的循环画面覆盖:空荡的仓库,静止的叉车,一切正常。我刷卡进门,卡号是三个月前从一名离职搬运工身上复制的。门禁记录会显示“M-917”于凌晨六点零三分进入冷藏库,取走一件标记为“医疗急救包”的保温箱。箱子里其实只有一只心脏起搏器,和一张写着“薛定谔”三个字的便签。
六点十五分,我换上航医制服,胸牌编号M-917,照片是我,指纹却不是。左手食指的硅胶膜在门禁机上轻轻一按,绿灯亮起。我走进医务室,真正的林斐躺在担架上,脸色苍白,像一张被水泡过的准考证。我蹲下身,用酒精棉片擦拭他的左胸,动作温柔得像在擦拭一件易碎的古董。电极片贴上,起搏器启动,屏幕显示心率六十次每分,波形平稳。我按下遥控器,心率瞬间跳到一百二十次,ST段抬高两毫米,像一道闪电划破夜空。
林斐“活”了。
六点三十三分,我推着担架走出医务室,穿过货运通道,登上MU5739航班的货舱。货舱温度零下十八度,湿度百分之九十,像一座巨大的冰箱。我把担架固定在货舱中央,起搏器放在林斐胸口,电极片紧贴皮肤。我按下遥控器,心率降到零,波形拉成一条直线。林斐“死”了。
我转身离开,货舱门缓缓关闭,像一座巨大的坟墓。
七点整,MU5739航班准时起飞。我坐在经济舱13A座位,系好安全带,闭上眼睛。耳机里播放白噪音,雨声、心跳、引擎,三种频率重叠,像三条平行的线程,共享同一段内存。
飞机爬升到一万零八百米,自动驾驶系统收到一条加密指令:
“黑天鹅已起飞,灰度共生完成。”
货舱里的起搏器再次启动,心率跳到一百二十次,ST段抬高两毫米,像一道闪电划破夜空。
林斐“活”了。
三十七分钟后,起搏器停止工作,心率归零,波形拉成一条直线。
林斐“死”了。
飞机落地,货舱门打开,担架上的林斐被宣布死亡。
而我,坐在经济舱13A座位,系好安全带,睁开眼睛。
薛定谔的证人,终于完成了他的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