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安结婚那天,老教堂的玫瑰窗又筛下彩色的光。她穿着改良的旗袍,裙摆绣着蔓延的藤蔓,与我当年那件如出一辙。新郎胸前的银藤蔓胸针,和周明宇别了二十年的那枚,纹路几乎重叠——是安安照着祖父的手艺打的。
交换戒指时,新郎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木盒,里面是块新的胡桃木书签,刻着“安”与他的名字,尾钩缠着双生藤蔓。“我问过伯父,”他望着安安笑,“说这是你们家的规矩,要让名字跟着藤蔓长。”周明宇在台下悄悄抹泪,阳光把他的白发染成了金褐色。
婚后的安安没离开老城区,在钟楼工作室旁开了间银饰工坊,取名“藤缠记”。她教街坊邻里做银线藤蔓,有个老太太总带着孙女来,说要给远在国外的儿子打枚胸针,“让他知道根在哪儿”。工坊的墙上挂着张放大的照片,是曾祖母那副刻着“盼”字的小银筷,旁边贴着张便签:“待填新名”。
苏哲的书店成了“藤缠记”的邻居,两家共用一个藤架。夏天的时候,紫藤花垂下来,遮住了半面墙。他偶尔会来工坊坐坐,看安安教孩子缠银线,说:“当年你妈妈设计橱窗,现在你编织时光,你们林家的姑娘,都懂怎么把日子织成网。”他的书架上,多了本安安写的书——《藤蔓上的时光》,扉页印着外祖父的胸针纹样。
周明宇退休后,把更多精力花在玻璃花房上。钢梁上新刻的名字旁,他种了圈新的向日葵,说要让阳光把每个名字都晒得暖暖的。有天傍晚,他牵着我的手站在花房里,指着藤蔓间的空隙笑:“你看,这里还能刻好几个名字呢。”风穿过铜铃,把他的话吹得轻轻的,像片向日葵花瓣落在心上。
安安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春分,是个眉眼像极了她的小姑娘。洗三那天,我们给孩子戴上曾祖母留下的“盼”字银筷,又把胡桃木书签塞进她的襁褓——这次是安安亲手刻的,“盼”字尾钩缠着细小的“安”。周明宇抱着小家伙,在玻璃花房的钢梁前站了很久,回来时眼眶红红的:“我好像看见她曾祖母在笑。”
今年老教堂的彩绘玻璃修复三十周年,“三代人的藤蔓”展办了巡回特展。最后一站回到老城区时,安安带着女儿站在展柜前,指着外祖父的胸针说:“这藤蔓里藏着太爷爷的爱,太奶奶的盼,还有爷爷奶奶的暖。”小姑娘伸手去摸玻璃,小手指的影子刚好落在藤蔓纹上,像株刚冒头的新芽。
深秋整理向日葵籽时,我和周明宇坐在花房的秋千上,看安安带着女儿在花丛里捡籽。小姑娘把籽塞进玻璃瓶,瓶身上贴着张画:三个牵手的小人,被藤蔓缠成个圆。“妈妈说,”她举着瓶子跑过来,“这叫时光的甜圈圈。”周明宇接过瓶子,阳光透过玻璃,把籽照得像串小小的琥珀。
风又起了,铜铃唱着老调子。远处的钟声惊飞了鸽子,翅膀掠过天窗时,在地上投下的影子,正顺着向日葵的茎秆往上爬。我望着身边的人,望着不远处的母女,忽然觉得所谓永恒,不过是让每圈藤蔓都缠着爱,让每粒种子都带着光,在时光里慢慢长,长出比岁月更久的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