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天起，长椅成了我每天最盼着去的地方。天刚蒙蒙亮，我就攥着钥匙出门，静静地坐在椅子长凳上，眼睛一眨不眨盯着巷口。新妈妈总会在太阳升到电线杆一半高的时候出现，有时手里提着保温桶，揭开盖子就是炖得酥烂的排骨，油花浮在汤上，香气能飘出半条街；有时是刚出笼的包子，还冒着白汽，她会先掰开一个吹凉了，再喂到我嘴边。
她总爱用那双带着茧子的手摸我的脑袋，掌心的温度透过发丝渗进来，暖得人想打瞌睡；她还会亲我的脸蛋，带着点厨房的烟火气，我每次都红着脸躲开，心里却像揣了块糖。
到了晚上，我就坐在那张破木桌前，对着爷爷奶奶的合照说话。“爷爷，今天新妈妈给我带了排骨，比您以前给我炖的少了点花椒味，不过也很好吃。”“奶奶，她今天掐我脸了，一点都不疼，像您以前给我摘菜叶子时碰我似的。”说着说着，眼皮就沉了，照片上的笑脸在昏暗中渐渐模糊，我抱着相框蜷在床上，连梦里都是暖的。
可今天，太阳从东边爬到头顶，又慢慢往西边斜，长椅旁的树影拉得老长，巷口来来往往的人换了一波又一波，新妈妈始终没出现。我从椅子上滑下来，沿着街边走了几步，又赶紧跑回去——万一我走的时候她来了呢？
路边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正赖在妈妈怀里撒娇，非要买糖葫芦。她妈妈假装生气地拍了拍她的屁股，眼里却全是笑。我看着她们走远，手指无意识地抠着长椅的木纹。新妈妈是不是也觉得我麻烦了？是不是像大伯他们一样，腻了就不要我了？
天一点点暗下来，街灯亮了，昏黄的光把我的影子拉得孤零零的。我吸了吸鼻子，刚要站起来，就看见远处有个高高的身影朝这边走。那是个男孩，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眉眼很清俊，只是嘴角抿得紧紧的，像憋着什么事。
他走到我面前，手里提着个油纸包，递过来的时候眉头皱着，一脸不自在：“吃吧。”
我往后缩了缩，警惕地盯着他。他像是有点不耐烦，直接把包子放在我腿上，蹲下来时，额前的碎发垂下来，遮住了眼睛。“我叫朴元彬，”他叹了口气，声音闷闷的，“是你妈妈的儿子，知道了吗？”
我看着他的脸，忽然想起新妈妈说过的话，眼睛一亮，抱着包子朝他笑了笑：“谢谢哥哥！妈妈怎么没来呀？”
他愣了一下，像是被我的笑烫到了，扯了扯嘴角，那笑容比哭还难看。他眼里有种我读不懂的情绪，像下雨天积在屋檐下的水，沉沉的。“妈妈出远门了，”他说，声音低得像怕被风吹走，“以后我给你送吃的，好不好？”
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有点疼。但我还是努力扬起笑脸：“好！谢谢哥哥。你一定要告诉妈妈，oo真的好想她，让她早点回来呀。”
他看着我，眼睛突然红了，却用力眨了眨，把眼泪憋了回去。“嗯，”他应了一声，声音有点哑，“回家吧，天太晚了。明天见。”
我抱着还温热的包子，一步三回头地往巷子里走。走到巷口时，我停下来，朝他挥挥手：“哥哥，再见！”
他站在路灯下，点了点头，没说话。昏黄的光落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照得长长的，像个孤单的感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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