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房的茅草顶漏着光，把墙角的旧木犁照得明明灭灭。犁头的铁尖锈成了褐红色，犁杆上的木纹裂开细缝，像老人手背暴起的青筋。楚芽芽踮脚去够犁梢的布条，那是块靛蓝色的土布，边角已经朽成了丝，一碰就簌簌往下掉。
“别碰，”爷爷扛着捆干柴进来，柴枝在肩头晃悠，“这犁是你太爷爷的宝贝，当年靠它翻了西坡十亩地，犁尖上的泥都带着劲儿。”
楚芽芽缩回手，指尖沾着点铁锈，在掌心搓出红褐的粉末。“这犁还能用吗？”她看着犁杆上的裂痕，担心一碰就散架。
“早不能下地了，”爷爷把柴捆靠在犁旁，柴枝的清香混着铁锈味漫开来，“但留着念想。你太爷爷临终前还摸着犁杆说，‘木头会老，铁会锈，可翻地的劲儿不能断’。”他指着犁杆上的刻痕，“你看这道道，是记着翻了多少回地，一道痕就是一亩的活计。”
犁杆是枣木做的，被手攥得泛着暗红色的光，上面刻着三十几道深浅不一的痕，最深的那道里嵌着半粒麦种——去年晒粮时掉进去的，现在已经干瘪发黑。楚芽芽忽然发现，刻痕旁边有个歪歪扭扭的“勤”字，笔画里卡着点泥土，像用田埂上的泥写的。
“这字是太爷爷刻的。”爷爷蹲在犁旁，从烟袋里捻出点烟丝，“那年大旱，地里裂得能塞进拳头，他就跪在田埂上，用镰刀尖在犁杆上刻了这个字，说‘人勤地不懒，总有雨下来’。”
柴房的木门“吱呀”响了声，进来个背着竹篓的身影，是来送新摘的豆角的二丫。“楚爷爷，芽芽姐，我娘让我把豆角放柴房。”她把竹篓放在犁头边，忽然指着犁底的铁环，“这环上的花纹真好看，是啥？”
铁环上錾着缠枝纹，边缘已经磨得模糊，爷爷说那是民国二十八年打的。“你太奶奶请铁匠錾的，说‘犁头要硬，花纹要软，刚柔相济才稳当’。那年她怀着你爷爷，还跟着下地，扶着犁杆走一步歇三步，汗珠子掉在犁沟里，砸出个小坑。”
楚芽芽仿佛看见太奶奶的影子——蓝布褂子被汗浸透，贴在背上，扶着犁杆的手青筋暴起，肚子挺得老高，却一步也不肯停。犁尖划破干裂的土地，发出“咯吱”的响，像在喊着“加油”。
“后来真的下雨了吗？”她追问，指尖轻轻抠着“勤”字里的泥土。
“下了，”爷爷点着烟袋，火星在昏暗中明明灭灭，“下在太爷爷刻字的第三天。他披着蓑衣在雨里笑，说‘你看，字刻进木头里，老天爷都能看见’。”
二丫忽然发现犁梢的布条里裹着东西，小心翼翼地拽出来，是片泛黄的纸，上面用铅笔写着几行字：“民国三十五年春，西坡下种，每亩麦种三升，浇水五次，盼秋收。”字迹歪歪扭扭，却透着股认真劲儿。
“这是你爷爷的账本，”爷爷接过纸，皱纹里漾起笑意，“他十岁那年跟着学种地，就用铅笔在烟盒纸上记，说要跟太爷爷的犁比着干。”
柴房外传来打谷机的轰鸣，混着远处的蝉鸣，成了夏末的背景音。二丫把豆角从竹篓里倒出来，放在犁杆旁，翠绿的豆角缠着暗红的犁杆，像幅刚画的画。楚芽芽掏出画本，铅笔在纸上飞快地画：犁杆上的刻痕要画得深，“勤”字里的麦种不能漏，连铁环上的缠枝纹都要细细描，像给老犁披了件花衣裳。
“我要把它画下来，”她头也不抬地说，“等以后犁散了，就看画儿认。”
“散不了，”爷爷用烟袋杆敲了敲犁杆，“枣木结实着呢。你太爷爷说，好犁通人性，翻地翻得多了，就带着股精气神，能扛住风雨。”
夕阳从柴房顶的破洞漏下来，在犁身上投下道金斑，把“勤”字的影子拉得老长，像条通往田埂的路。楚芽芽忽然觉得，这旧木犁哪是件农具？它是太爷爷的汗，是太奶奶的脚印，是爷爷的铅笔字，是金穗沟一茬茬长起来的庄稼——就这么立在柴房角落，把苦的、甜的、累的、盼的，都犁进了土里，成了最实在的日子。
离开柴房时，楚芽芽回头望了一眼。爷爷正用布轻轻擦着犁尖的锈，动作慢得像在抚摸婴儿的脸。打谷机的声音渐渐远了，蝉鸣也歇了，只有风吹过柴房的茅草顶，发出“沙沙”的响，像太爷爷在说“勤快点，别懒”。
她摸了摸手心，铁锈的红褐还在，像攥着把田埂上的土。画本里的木犁在暮色里静静立着，犁尖指向西坡的方向，仿佛下一秒就要钻进土里，带着刻在木头里的“勤”字，把新的希望，再翻进深深的犁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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