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末的一个周末,陈砚之收到了小林寄来的快递。
拆开一看,是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几张照片和一叠复印件。最上面的是太爷爷和太奶奶的合影——照片已经修复过,底色泛着淡淡的米黄,穿长衫的年轻男人站在老槐树下,手里牵着梳麻花辫的女人,两人指间各捏着一半铜锁,锁身的缠枝莲纹刚好拼合。
照片背面,小林用铅笔写着:“周教授说,这是从《槐安里志》的夹页里找到的,原片被水泡过,能修复成这样已经很好了。”
陈砚之把照片摆在书桌中央,旁边是那本线装的《槐安里志》。他翻开复印件,是志书缺失的那几页,字迹由周明远补录,墨迹新鲜却透着郑重:
“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十三,大水至。陈守义携锁入暗河,林秀娥持另一锁守地窖。夜半,闻老槐树下有铜铃响,三响而止,水势渐退……”
补录的最后,周明远加了段注解:“据遗址土层分析,当日确有短时水退迹象,疑与双锁共振有关。陈家后人于重阳日合双锁,水脉终定,此为天意,亦为人愿。”
陈砚之指尖划过“人愿”二字,忽然想起守巷老人消散前的眼神——那里面除了怨怼,似乎还有一丝释然,像是终于等到了落幕的时刻。
傍晚时,他带着《槐安里志》去了趟博物馆。
民俗展厅的角落里,多了个新的展柜,里面陈列着槐安里遗址出土的文物:青石板碎片、腐朽的木匣残片、还有一枚修复好的铜铃铛,旁边的说明牌写着“民国时期铜饰,疑为锁具配件”。
周明远正在给一群小学生讲解,看见陈砚之,笑着招了招手:“来得正好,给孩子们说说你知道的故事?”
陈砚之摇摇头,把《槐安里志》递过去:“周教授,这个应该放在这里。”
周明远接过志书,指尖抚过泛黄的封面:“你不打算留着?”
“它属于槐安里。”陈砚之望着展柜里的铃铛,“就像那些故事,该让更多人知道。”
离开博物馆时,夕阳正斜斜地照在门廊的石柱上,投下长长的影子。陈砚之回头望了一眼,展厅的灯光透过玻璃,在志书的封面上映出细碎的光斑,像极了老槐树上闪烁的槐花。
回到家,窗台上的槐树苗已经长到齐腰高,枝头冒出了小小的花苞。他给树苗浇了水,转身看见书桌上的照片——太爷爷和太奶奶的笑容在暮色里显得格外清晰,仿佛下一秒就会开口说些什么。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周明远发来的消息:“志书入馆时,我在扉页发现一行小字,是你爷爷的笔迹——‘吾孙砚之,当知来路,方明归途’。”
陈砚之站在窗前,看着远处渐次亮起的灯火。城市的轮廓在夜色里舒展,老楼的灯光混在其中,不亮,却很安稳。
他知道,爷爷说的“来路”,从来不是那条被洪水淹没的巷弄,而是藏在铜锁、志书和血脉里的牵挂。而“归途”,也不是回到过去,是带着这些记忆,好好地往下走。
晚风拂过窗台,槐树苗的花苞轻轻晃动,像是在应和。陈砚之拿起笔,在书桌的便签本上写下一行字:
“明日,该给树苗换个大花盆了。”
窗外的月光漫进来,落在便签纸上,也落在那本静静躺着的《槐安里志》上。书脊的缝隙里,似乎有片干枯的槐花瓣轻轻颤动,像是谁在无声地应了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