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被消毒水的味道呛醒的。
白色的天花板，手背上扎着输液针，旁边的心电图机“滴滴”响着——不是星际乐园的金属床，也不是魔法世界的羽毛垫，是穿书前住的医院。手机屏幕亮着，停留在昨晚熬夜看的疯批文最后一页，弹幕还在刷“未完待续”。
原来那堆从恋综怼人到星际掀翻战舰的疯事，竟是场光怪陆离的梦。
病房门被推开，进来三个西装革履的人，为首的举着工作证：“朱冉女士您好，我们是《完美人生》节目组的，您上周报名参加我们的素人改造节目，现在来和您确认流程。”
《完美人生》？我想起来了，穿书前填过的报名表——一档靠“规训素人变完美”博眼球的综艺，嘉宾要按剧本走“从自卑到发光”的套路，最后被评委夸“终于活成了大家喜欢的样子”。
放在以前，我大概会捏着衣角点头，可现在，梦里那些鳞片、骨刺、鞭子和疯批语录还在脑子里发烫。我拔掉输液针，扯掉病号服的扣子（缝得太死，像在捆人）：“节目我不录了，但可以陪你们玩个游戏。”
节目组的人愣了：“什么游戏？”
“你问我答。”我盘腿坐在病床上，随手把枕头垫在背后，“你们提问题，我说实话。要是答得你们不满意……这节目就趁早停播，别再拿‘完美’当幌子骗钱。”
副导演掏出剧本想打圆场，被我一眼瞪回去：“别念那些‘你觉得自己哪里不够好’的屁话，问点真的。”
为首的导演清了清嗓子，大概没见过这么疯的素人：“第一个问题，你觉得素人参加改造节目，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别被你们 PUA。”我扯过桌上的苹果啃了口，“你们的剧本里，胖要减、内向要改、喜欢的事‘没前途’就得扔，合着完美就是把所有人削成一个模子？我梦里认识个狼形怪物，它最讨厌别人说‘你该像狗一样温顺’，现在看来，你们还不如那怪物懂尊重。”
副导演脸涨得通红：“我们是为了帮大家变得更好……”
“更好是谁定义的？”我把苹果核砸进垃圾桶，“第二个问题你们不用问了，我替你们说——‘你愿意按照我们的安排，穿裙子、学微笑、说违心的话吗？’我的答案是，滚。”
导演的笔在笔记本上划得飞快：“那你觉得，观众想看的是什么？”
“想看别人活成自己不敢活的样子。”我想起梦里的红煞，她的鞭子永远抽向虚伪，“但你们偏要教他们‘忍’。上次有个嘉宾说想当木匠，你们非让他学编程，说‘稳定’；有个女孩喜欢短发，你们逼她留长发，说‘女生就该温柔’。你们这哪是改造节目，是规训工厂。”
心电图机的声音快了两拍，像在给我鼓掌。
“最后一个问题，”导演突然抬头，眼里闪过点别的东西，“如果不按剧本，你觉得节目该怎么做？”
“把摄像机架到菜市场，拍大妈砍价时的鲜活；架到工地，拍工人午休时哼的跑调歌；架到深夜的街头，拍外卖员对着月亮吃盒饭的样子。”我跳下床，走到窗边拉开窗帘，阳光涌进来，在地上投出亮斑，“告诉观众，完美是胖女孩敢穿吊带，是内向的人敢说‘我不想说话’，是每个人都敢对你们说‘这节目我不录了，我自己的人生自己改’。”
导演沉默了半天，突然把剧本撕了：“这节目……确实该停了。”他站起身，第一次没端着架子，“你刚才说的那些，比我们拍三个月的剧本都真。”
他们走的时候，副导演回头看了我一眼，手里捏着被撕的剧本碎片，像捏着什么烫手的东西。
病房里只剩我一人，手机屏幕还亮着，那本疯批文的更新提示弹出来：【最终章：所有世界的疯批都醒了】。
我摸了摸手腕，那里没有鳞片，只有道输液留下的红印，却像戴着梦里那枚凤冠戒指。
窗外的风卷着树叶响，像阿灰的低呜，又像红煞的鞭子在颤。
原来醒着和做梦，也没那么多区别。只要敢对不合理的规则说不，敢把“完美”的标签踩在脚下，在哪都是疯批的主场。
我拿起手机，删掉了所有“如何变完美”的收藏，搜了个新词条：“木匠培训班在哪报名”。
毕竟，梦里的疯批教会我最要紧的事——醒着，更要颠得尽兴。 出院那天，我没回出租屋，揣着仅剩的积蓄直奔城郊的木匠工坊。老板是个留着络腮胡的大叔，看见我背着包闯进来，手里的刨子都没停：“学木匠？小姑娘家不怕磨出茧子？”
我指了指墙上挂着的歪脖子木椅——椅腿一长一短，靠背还刻着个咧嘴笑的鬼脸，透着股不管不顾的疯劲：“就想学这个，怎么把木头弄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不用管规矩。”
大叔突然笑了，扔过来一把砂纸：“巧了，我这工坊就叫‘没规矩’。前阵子有个穿西装的来订椅子，非说扶手必须对称，被我赶出去了。”
磨木头的日子比梦里打联盟战舰还实在。木屑粘在头发上，掌心的茧子厚得像铠甲，可每当一块粗糙的木头在手里变成歪歪扭扭却独一无二的小玩意时，心里的雀跃比系统提示音还响。
半个月后，《完美人生》节目组真的停播了。导演发来条信息：“最后一期拍了菜市场和工地，收视率居然比以前高。观众说，终于看见人样了。”
我回了张照片——是刚做好的木牌，上面刻着“都颠吧”三个字，笔画张牙舞爪，还故意留了几个毛刺。
工坊的门被推开时，阳光正好斜斜地照进来。一个扎马尾的姑娘站在门口，手里捏着张揉皱的简历：“我……我想退学学打铁，我妈说我疯了，可我看见你这牌子，觉得疯着也挺好。”
我把刚磨好的木簪递给她，簪子头上刻着个小小的狼头，像阿灰的迷你版：“疯才好呢，总比憋着强。”
她接过木簪时，指尖在狼头的尖牙上顿了顿，突然笑了，眼里的光和我第一次在梦里看见鳞片时一样亮。
窗外的梧桐叶沙沙响，大叔在哼跑调的歌，刨子刨过木头的声音像在打节拍。我摸出手机，给导演回了条消息：“不用拍别人了，我们自己就是故事。”
原来最好的后续，不是颠覆多少世界，是在醒着的日子里，把每个平凡的瞬间都过成疯批的模样——让木头按我的想法生长，让人生按我的节奏颠着，管它什么规矩，开心就好。 木匠工坊的“没规矩”木牌挂出去一个月，门口的台阶快被踏平了。有背着吉他来刻琴身的流浪歌手，说要在共鸣箱里凿个“反主流”的窟窿；有开面包店的大姐，捧着面团来求刻模具，要求是“烤出来的面包必须歪七扭八，像刚从梦里滚出来的”；最绝的是个小学生，偷偷揣着零花钱来订木剑，剑鞘上得刻“打倒补习班”五个字，还得涂成荧光绿。
络腮胡老板把我拉到一边，手里捏着把刚磨好的刻刀：“丫头，这工坊快成‘疯批根据地’了。昨天有个穿校服的娃，非让我在他的木尺上刻‘规则是用来打破的’，他妈追过来时，手里还攥着奥数卷子呢。”
我正给那把荧光绿木剑抛光，闻言乐了：“这不挺好？总比逼着娃把‘标准答案’刻进骨头里强。”说话间，门口风铃响了——是《完美人生》的导演，手里捧着个相框，里面是他们停播那期的海报，照片上的菜市场大妈正举着茄子和摊主讨价还价，笑得眼角堆起褶子。
“节目组散伙了，器材捐给社区了。”他把相框往墙上一挂，正好在“没规矩”木牌旁边，“我来学做木凳，想给菜市场摆摊的张叔送一个，他那板凳腿快断了，总说‘凑合用’，我看他是被‘将就’俩字捆太久了。”
我扔给他一把锯子：“先学锯木头，规矩是锯子要直，但凳腿可以歪——就像张叔的日子，不用端着，舒服就行。”
傍晚收工时，夕阳把工坊染成金红色。那个订木剑的小学生又来了，这次带着作业本，上面画满了我们做的木头玩意儿，旁边歪歪扭扭写着：“老师说我画得不像，可我觉得这才是它们该有的样子。”
我摸出把小刻刀塞给他：“不像才好，像了就成复制品了。”他攥着刻刀跑远时，书包上的挂件晃了晃——是个我随手刻的小狼头，和梦里阿灰的样子有七分像。
老板突然指着窗外笑：“你看。”只见那个开面包店的大姐，正把烤歪的面包摆上摊，每个面包上都插着小木牌，写着“今天的疯批款，不圆但甜”，排队的人绕了半条街。
晚风卷着面包香飘进来，混着木屑的味道，像把梦里的疯劲揉进了现实。我拿起那把刻着“打倒补习班”的木剑，在余晖里挥了挥，剑鞘上的荧光绿闪得像星星。
原来疯批的后续，不是惊天动地的颠覆，是把每个“不该”变成“活该”——木头活该按我的想法生长，面包活该烤得歪歪扭扭，孩子活该在木头上刻下自己的脾气，成年人活该扔掉“将就”，坐在歪腿凳上啃口甜面包。
老板突然喊：“丫头，来帮我扶一下这根横梁！”我跑过去时，看见他正把一根弯得离谱的木头往房梁上安，“这木头说它不想当直梁，想弯着活，我觉得它说得对。”
夕阳穿过横梁的弯度，在地上投下道扭曲的光，像条正在跳舞的蛇。我扶着木头，突然想起梦里跨世界疯批联盟的口号，忍不住哼出声：“都颠吧，谁规定梁必须直，人必须乖？”
远处的菜市场传来张叔的吆喝声，面包店的风铃叮叮当当，小学生的笑声混着刻刀划木头的轻响，在晚风里凑成支没规矩的歌。
这大概就是最好的后续——醒着，疯着，把每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自己刻出来的模样。 木匠工坊的“疯批根据地”名号传开后，竟引来个意想不到的访客——本地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主持人，扛着摄像机堵在门口，话筒上还贴着“正经提问”的标签。
“朱冉女士，我们收到很多观众来信，说您这工坊是‘规矩粉碎机’，今天想跟您做场‘你问我答’，让大家看看‘疯批’的真面目。”主持人推了推眼镜，身后的编导举着题板，上面列着密密麻麻的问题，字里行间透着“想把你问住”的架势。
我把手里的刨子往木桌上一放，木屑飞起来，正好落在题板上：“问吧，但别拿‘你这样会不会影响别人’这种废话凑数，我这人没耐心陪伪善者聊天。”
主持人清了清嗓子，翻开笔记本：“第一个问题，您从参加《完美人生》到开木匠工坊，很多人说您‘从想变完美变成了自甘堕落’，您怎么看？”
“堕落？”我笑出声，拿起旁边一把歪柄木勺，勺柄上刻着“舒服比好看重要”，“你们定义的‘完美’，是让姑娘瘦成筷子、让小伙装成精英、让每个人都活成橱窗里的假人。我这叫清醒——知道自己手里的刨子比别人的眼光重要，木头的纹路比所谓的‘前途’实在。上次有个白领来订木梳，说每天对着镜子练微笑脸，脸都僵了，现在梳着这把歪梳，反而觉得‘原来不端着这么舒服’。你说，这叫堕落还是救赎？”
摄像机后面的编导悄悄竖了个大拇指。
“第二个问题，”主持人翻到下一页，语气严肃了些，“有家长反映，您教孩子在木头上刻‘打倒补习班’，是在教唆他们反抗权威，这会不会让孩子变得无法无天？”
我从抽屉里拿出那个小学生的木剑，剑鞘上的荧光绿在阳光下发亮：“无法无天？你们把‘权威’捧得太高了。补习班把孩子的周末填成蜂窝煤，老师把‘标准答案’刻进作业本，家长把‘考不上好学校就完了’挂在嘴边，这叫‘为你好’？我教孩子刻字，是告诉他‘你有权讨厌不喜欢的事，有权说“我不想”’。昨天那孩子妈来接他，手里攥着退班申请，红着眼圈说‘原来我儿子不是叛逆，是被我逼得不敢喘气’。你说，让孩子喘气，算教唆吗？”
主持人的笔顿了顿，没接话。
“第三个问题，”他换了个角度，“您的工坊收留了很多‘不合群’的人——退学学打铁的姑娘、拒绝考公的硕士、摆摊卖歪面包的大姐，有人说您这是在‘聚集社会不稳定因素’，您担心吗？”
我指了指墙上的合影，照片里的人笑得东倒西歪：打铁的姑娘举着刚出炉的马蹄铁，硕士在给木凳刻花纹，面包店大姐把歪面包堆成小山。“不稳定？他们以前才叫‘不稳定’——白天装着笑脸上班，晚上躲在被窝里哭，连喜欢什么都不敢说。现在呢？姑娘的马蹄铁供不应求，硕士的木凳成了网红款，大姐的面包摊前排长队。他们只是不想再装了，这叫‘稳定地做自己’。倒是你们，总把‘不一样’当成威胁，才真该担心担心自己的狭隘。”
编导突然举着题板跑过来，上面添了行新字：“观众想问，您觉得‘疯批’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这个问题让我愣了愣，低头看见掌心的茧子，突然想起梦里的鳞片、鞭子和能量晶核。我拿起刻刀，在一块新木头上划下“都颠吧”三个字，笔画比之前更张扬：“终极目标？不是颠覆世界，是让每个普通人都敢说‘我就这样’——胖姑娘敢穿紧身衣，社恐的人敢拒绝无效社交，加班到半夜的人敢对老板说‘我要睡觉’。就像这木头，不用非得长成栋梁，当块垫脚的木墩子，只要自己舒服，就比什么都强。”
访谈结束时，夕阳正斜斜地照进工坊。主持人收起笔记本，突然说：“其实我也想订把木椅，要那种坐上去能随便跷二郎腿的，不用考虑‘得体’。”
我笑着指了指墙角的半成品：“早给你备着呢，椅腿一高一低，保证你跷腿时没人敢说‘没规矩’。”
摄像机还在转，拍到那个打铁的姑娘抡着锤子，火星溅在“没规矩”木牌上；拍到硕士在木凳上刻下“反抗无聊”；拍到面包店大姐送来刚烤的歪面包，上面插着小木牌：“今天的疯批款，甜得很嚣张”。
原来“你问我答”的尽头，不是说服谁，是让每个提问的人突然明白——疯批不是异类，是先一步敢活成自己的人。而这世界最该颠的，从来不是规则，是那些把“不一样”当成错的眼光。
我拿起刨子，继续打磨那块刻着“都颠吧”的木头。木屑纷飞里，仿佛又听见梦里的嚎叫、鞭子声和笑声，混着现实里的锤击声、面包香，凑成支热热闹闹的歌——唱给所有敢疯、敢不一样、敢把人生刨成自己喜欢的模样的人。 电视台的访谈播出后，工坊的门槛都快被踏破了，来的人形形色色，有带着祖传手艺想找个“没规矩”地方扎根的老匠人，也有刚毕业就想摆脱格子间束缚的大学生。我忙着教他们刻木头、磨榫卯，还得应付各路媒体的采访，日子过得比梦里在星际开战舰还热闹。
这天，工坊里来了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人，怀里抱着个文件夹，一进门就自我介绍：“朱姐，我叫陈宇，是个社会学研究生，想研究您这‘疯批现象’，能跟您做个深度访谈吗？”我放下手里的刻刀，指了指角落里的歪木凳：“坐吧，访谈可以，但别拿那些学术名词糊弄我，我这人就爱听实话。”
陈宇翻开文件夹，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问题：“第一个问题，您觉得您的‘疯批’理念，对社会秩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很多人担心，您在鼓励大家打破规则，会导致社会混乱。”我笑了笑，拿起旁边一块刻坏的木头，在手里抛着玩：“社会秩序？以前大家觉得996是正常秩序，加班加到猝死是‘为了生活’；觉得女生30岁不结婚就是‘剩女’，必须被催婚；觉得孩子必须按成绩排名，剩女比快乐重要。这些所谓的‘秩序’，把人捆得死死的。我鼓励打破的，是不合理的规矩，不是让大家去违法犯罪。就像这木头，我把它刻歪了，它就不能当凳子用了吗？恰恰相反，它成了独一无二的艺术品，还能提醒大家，生活不只有一种样子。”
陈宇飞快地记录着，接着问：“那您如何看待规则存在的意义呢？毕竟规则在很多时候，也是保障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我站起身，走到墙上挂着的“没规矩”木牌前，轻轻摸了摸上面的刻痕：“规则不是不能有，但得是活的，能跟着时代和人的需求变。以前马车时代，交通规则很简单；现在汽车满街跑，规则就得与时俱进。可有些规则，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都不变，还打着‘传统’‘稳定’的旗号，把人框在里面。我不反对规则，我反对的是僵化的规则。就像工坊里的这些作品，没有一个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每个创作者都有自己的想法，规则得给想法让路。”
“下一个问题，”陈宇推了推眼镜，“您的工坊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其中不乏一些在学业、事业上遇到挫折的人，您觉得您给他们提供了什么？”我指了指正在角落里打磨木剑的大学生：“他本来是学金融的，每天对着数字报表，快憋出病了。来我这儿后，他发现原来木头也能说话，刻刀也能表达情绪。我给他们提供的，是一个喘息的空间，一个能说‘我不想再按别人的剧本活’的地方。在这里，失败不可怕，与众不同不可耻，重要的是找到自己喜欢的事，哪怕这件事在别人眼里一文不值。”
访谈进行了整整一下午，窗外的夕阳把工坊染成了暖橙色。陈宇合上文件夹，长舒了一口气：“朱姐，谢谢您，这是我做过最‘疯狂’的访谈，也是最有收获的一次。”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不用谢我，谢你自己吧，敢来这个‘疯批根据地’找答案，就说明你心里也有团火，想烧一烧那些不合理的东西。”
陈宇走后，我继续打磨手里的木头，脑海里却不断回想着刚才的问题。其实“疯批”不是真的疯，是对生活还有期待，对自由还有渴望，不甘心被那些陈旧的规则磨平棱角。就像工坊里的这些木头，本可以规规矩矩地躺在仓库里，可它们偏要在刻刀下变成独一无二的模样，哪怕过程很疼，哪怕最后被人说“奇形怪状”。
晚上，我躺在工坊的简易床上，透过天窗看着星星，突然想起梦里的阿灰、红煞、七皇子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另一个世界过得怎么样。正想着，手机屏幕亮了，是导演发来的消息：“今天看了你的访谈，突然辞职了，准备去开一家‘没规矩’的影视工作室，拍那些被人忽略的真实故事。”我回了个笑脸，又加了句：“都颠吧，这世界需要更多敢把规则踩在脚下的人。”
关掉手机，我闭上眼睛，嘴角不自觉地上扬。原来醒着的日子，也能像梦里一样疯，只要心里有光，手里有刻刀，就能把平凡的生活，刻成属于自己的传奇。 电视台的访谈播出后，“没规矩”木匠工坊彻底火了。每天天不亮，门口就排起长队，有扛着木料来求定制的，有揣着心事来讨“疯批语录”的，甚至还有退休大爷拎着鸟笼来蹲点，说“就爱看你们这群年轻人折腾，比公园下棋有意思”。
我把工坊隔出个小隔间，挂了块“你问我答”的木牌，每天下午留出两小时，谁有疑问都能进来聊。这天刚坐下，就见一个穿校服的女生捏着衣角进来，眼圈红红的：“朱姐，我妈说我画画是浪费时间，逼我把画笔扔了，说‘女孩子就得学会计，稳定’。您说，稳定真的比喜欢重要吗？”
我指了指墙上挂着的木雕——那是个歪脑袋的小女孩，手里举着画笔，颜料泼得满身都是，是之前那个订木剑的小学生刻的。“你看这木雕，”我说，“它歪不歪？但你能说它不好看吗？稳定就像标准件，工厂里能批量生产，可人生不是零件，总得有点自己的纹路。我认识个大姐，以前在银行坐柜台，稳定得像块石头，可她每天下班就躲在厨房烤面包，烤得歪歪扭扭却笑得像个孩子。后来她辞了职开面包店，现在每天收摊时，面包渣都能扫出一簸箕，可她说‘这才是活着的动静’。”
女生盯着木雕看了半天，突然掏出藏在书包里的画本，上面画着工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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