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浩翔第一次见到贺峻霖，是在父亲的葬礼上。
那天也是这样的梅雨季，空气里飘着化不开的湿意，灵堂的白菊被雨水打蔫了半朵，贺峻霖穿着一身不合身的黑西装，站在来宾末尾，手指紧张地绞着袖口。
管家低声说：“这是先生去年登记的伴侣，贺先生。”
严浩翔的目光扫过他露出的一小截手腕，细白得像刚剥壳的笋，指甲修剪得圆润，透着点粉。他那时刚满二十，刚从国外回来，对父亲再婚的事一无所知，只觉得荒谬——这个看起来比他大不了几岁的人，该叫他一声“继子”。
葬礼后贺峻霖没走。他收拾了父亲书房里散落的药瓶，把被雨水打湿的窗沿擦得发亮，甚至记得严浩翔小时候不爱喝牛奶，早餐桌上摆的永远是温好的豆浆。
严浩翔起初是冷着一张脸的。他故意把西装扔在沙发上，第二天醒来就发现熨帖地挂在衣帽间；他说咖啡要加三块方糖，贺峻霖端来的杯子里永远不多不少；他深夜在画室抽烟，贺峻霖不会敲门，只默默在门口放一杯蜂蜜水，水汽模糊了杯壁上贴的便签：“抽多了对嗓子不好。”
转折发生在一个暴雨夜。严浩翔急性阑尾炎发作，疼得蜷缩在地板上，意识模糊间，感觉有人背起他，跌跌撞撞地往门口跑。贺峻霖的肩膀很窄，跑动时带起的风里有淡淡的栀子花香，是他常用的洗衣液味道。
“坚持住……”贺峻霖的声音在发抖，分不清是累的还是怕的，“马上就到医院了。”
后来严浩翔才知道，那天贺峻霖发着高烧，却硬是撑着把他送到医院，自己在走廊的长椅上晕了过去。
他坐在病床边，看着贺峻霖苍白的脸，忽然发现这个人眼角有颗很小的痣，笑起来的时候会跟着弯一下。这些年他刻意忽略的细节，像雨后的春笋，密密麻麻地冒了出来。
出院那天，贺峻霖来接他，手里拎着个保温桶，是他熬的粥。“医生说你得吃点清淡的。”他把粥递过来，指尖不小心碰到严浩翔的手，像触电似的缩了回去。
严浩翔抓住他的手腕，和记忆里葬礼那天一样细，却带着温度。“为什么？”他问，“我爸走了，你没必要再留在这。”
贺峻霖低下头，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出片阴影。“他生前跟我说，你从小就怕黑，打雷的时候会躲在衣柜里……”他顿了顿，声音很轻，“我想着，多个人照应总是好的。”
严浩翔看着他，突然笑了。窗外的雨不知何时停了，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来，在贺峻霖发梢镀上一层金边。
“贺峻霖，”他开口，声音有些哑，“以后不用躲了。”
贺峻霖愣住，抬头望进他眼里。那里没有了过去的冷漠，只有一片清晰的、温热的光。
“我的意思是，”严浩翔握紧他的手，慢慢说，“以后打雷，我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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