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浩翔第一次注意到贺峻霖，是在开学典礼的主席台上。
新调来的语文老师穿着浅蓝衬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细瘦的手腕。他站在话筒前有点紧张，捏着发言稿的手指微微蜷着，声音清亮得像浸过泉水：“大家好，我是贺峻霖。”
高二（三）班的后排，严浩翔叼着笔杆，漫不经心地在草稿纸上画小人。窗外的蝉鸣聒噪，他却莫名记住了那个名字，和老师转身写板书时，耳后那颗小小的痣。
贺峻霖的课总带着点不一样的松弛。他不讲枯燥的语法，会在讲《赤壁赋》时聊苏轼的生平，讲到动情处眼睛发亮，像藏着星星；会把作文评讲课变成故事分享会，让大家念自己写的短诗，哪怕写得幼稚也会认真鼓掌。
严浩翔是班里出了名的“问题学生”，作业靠抄，上课睡觉，唯独贺峻霖的课，他醒着。不是听课，是看他——看他握着粉笔的手指骨节分明，看他被阳光晒得微卷的发梢，看他偶尔走神时望向窗外的侧脸。
第一次正面交集，是因为一篇没交的周记。贺峻霖把他叫到办公室，夕阳斜斜地切进来，在老师桌上投下格子窗的影子。
“为什么没写？”贺峻霖的声音很轻，没带责备。
严浩翔扯了扯书包带，没说话。
“是不是不会？”贺峻霖拿起他桌上的笔记本，翻到空白页，“我可以教你。”
那之后，贺峻霖总找借口留他。有时是补作文，有时是整理错题，办公室只剩下他们俩的时候，空气里飘着淡淡的墨水香。严浩翔发现，老师讲课的时候会下意识咬下唇，紧张时会轻轻跺脚，和台上那个从容的模样判若两人。
转折点在期中考试后。严浩翔的语文成绩突飞猛进，作文甚至被当作范文在年级传阅。贺峻霖在办公室给他发奖品，是本精装的诗集，扉页上写着：“保持这份灵气。”
指尖相触的瞬间，严浩翔像被烫到似的缩回手。贺峻霖也愣了一下，耳尖悄悄红了。
那天晚自习，严浩翔在操场角落抽烟，被贺峻霖撞见。老师没骂他，只是走过来，把自己的保温杯递给他：“喝点热的，对嗓子好。”
水汽氤氲里，严浩翔看见贺峻霖眼里的担忧，突然觉得喉头发紧。他把烟摁灭在地上，低声说：“贺老师，我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贺峻霖笑了笑，眼角的痣跟着动了动，“但你得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
高考前最后一节语文课，贺峻霖站在讲台上，说：“你们就像春天的树，要往更高的地方长。”他的目光扫过全班，在严浩翔那里停了两秒，轻轻弯了弯眼。
散场时，严浩翔在走廊拦住他。“贺老师，”他递过去一个信封，里面是他写的诗，“等我回来。”
贺峻霖接过信封，指尖微颤。他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转身时，脚步好像比平时轻快了些。
一年后，严浩翔拿着录取通知书站在学校门口，看见贺峻霖穿着白衬衫，站在阳光下等他，手里还拿着那本诗集。
风穿过香樟树，把蝉鸣吹得很远。严浩翔跑过去，在他面前站定，像从前无数次那样，望着他眼里的光。
“贺老师，”他笑了，“我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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