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终究没能走到杭州。
他在山里迷了路，又发了高烧，昏昏沉沉地倒在一棵大树下。山林里的雾气像化不开的浓粥，黏在他的睫毛上，让他连睁眼都觉得费力。意识模糊间，他仿佛看见顾晏清站在不远处的竹林里，穿着干净的长衫，正朝他招手，嘴里还喊着“阿砚”。他想应声，喉咙里却像堵着团棉花，只能发出微弱的气音。后来，他便彻底失去了知觉，任由冰冷的露水打湿衣襟，任由林间的虫鸣在耳边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
再次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一辆牛车上，身下垫着厚厚的稻草，带着阳光晒过的干燥气息。旁边坐着个穿着粗布衣裳的老汉，脸上刻满了沟壑纵横的皱纹，手里牵着牛绳，嘴里哼着不知名的小调，调子苍凉又悠长。
“你醒了？”老汉见他睁眼，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连忙放下牛绳，从车板上的布包里摸出个豁口的粗瓷碗，递过来一碗水，“我在山里砍柴，看见你倒在那儿，脸烧得像块烙铁，就把你救回来了。”
沈砚接过水，碗沿的粗糙硌着掌心，他仰头喝了一口，温水滑过干涸的喉咙，带来一阵刺痛般的舒适。他感激地说：“谢谢您，大爷。”声音沙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
“不用谢，都是逃难的，互相帮衬是应该的。”老汉叹了口气，鞭子在牛背上轻轻拍了一下，牛车慢悠悠地往前晃，“这世道，太苦了。昨天我还在山坳里见着具年轻姑娘的尸首，怀里还揣着半块没吃完的高粱饼……”他没再说下去，只是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眼神里满是说不清的沉重。
沈砚问老汉这是要去哪里，老汉说要去重庆，听说那里是大后方，相对安全些，他儿子在那边的兵工厂里干活，前阵子捎信来，让他赶紧过去团聚。“兵工厂虽说是累点，可好歹能吃上顿饱饭，不用天天提心吊胆躲炮弹。”老汉说着，从怀里摸出个用布层层包裹的东西，打开来，是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穿着工装，笑得露出两排白牙。
沈砚看着照片，沉默了片刻。他不知道该去哪里，杭州成了遥不可及的梦，顾晏清的下落更是渺茫得像场幻梦。重庆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至少那里还有“安全”二字可言。他点了点头：“大爷，我能跟您一起去重庆吗？我有力气，能帮您赶车、挑担子，不会白吃您的饭。”
老汉打量了他一眼，见他虽然脸色苍白，眉眼间却透着股结实的韧劲，便摆了摆手：“添双筷子的事，谈不上白吃。只是这一路不好走，要翻过三座大山，还得绕开鬼子的封锁线，你能受得住？”
“能。”沈砚说得斩钉截铁，攥紧了拳头，指节泛白。他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苦。
接下来的日子，他们就赶着这辆牛车，慢悠悠地朝着重庆的方向挪动。白天，老汉赶车，沈砚就坐在车后，帮着整理行李，或者下车去探探路，看看前面有没有塌方的路段，有没有游荡的散兵。晚上，他们就找个背风的山洞或是废弃的土地庙歇脚，老汉捡柴生火，沈砚就去附近的溪涧里打水，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摸上两条小鱼，烤着吃，鱼腥味混着烟火气，竟是难得的美味。
有天夜里，他们在山洞里宿营，火堆噼啪地烧着，映得洞壁上的影子忽明忽暗。老汉抽着旱烟，烟杆在石头上磕了磕，忽然问：“小伙子，你这是从哪儿来？要去重庆找亲戚？”
沈砚手里摩挲着那枚黄铜弹壳，弹壳被体温焐得温热，上面的刻痕已经被磨得光滑。他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从上海来。本来……本来是要去杭州的，跟一个朋友约好了，去看他家院子里的菊花。”
“那朋友呢？”老汉追问。
“失散了。”沈砚的声音低了下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在日军的封锁线那里，他为了引开鬼子，朝另一个方向跑了，我……我没追上。”他说着，喉结滚动了一下，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其实他心里清楚，顾晏清大概率是没能活下来的，可他偏要抱着那点可怜的念想，像是溺水的人攥着根浮木。
老汉叹了口气，没再多问，只是把自己的薄被往沈砚那边推了推：“夜里凉，盖着点。世道乱，失散是常有的事，说不定到了重庆，还能再遇上呢？”
沈砚没说话，只是把弹壳重新揣回怀里，紧贴着心口的位置。那里还有枚玉佩，是顾晏清塞给他的，玉质不算上乘，却温润得很，据说能辟邪。他总觉得，这两样东西在，顾晏清的气息就在，他们总有一天能再见面。
他们走了整整半年，才终于远远望见了重庆的轮廓。那座城市像块巨大的石头，被硬生生嵌在群山之间，高低错落的房屋沿着山坡铺开，密密麻麻的，像是蜂巢里的巢穴。长江和嘉陵江在城边交汇，江面上漂着密密麻麻的船，有运货的商船，有载着难民的木筏，还有插着青天白日旗的军舰，烟囱里冒出的黑烟在雾蒙蒙的天空中弥漫开来，与山上的雾气纠缠在一起，让人分不清哪是烟，哪是雾。
进城的路比想象中难走得多。城门口设着检查站，穿着灰色军装的士兵荷枪实弹地站着，对每个进城的人都要仔细盘查，翻看行李，询问来历。老汉把儿子的信拿出来，士兵看了看，又打量了他几眼，就放行了。轮到沈砚时，士兵见他年轻力壮，眼神立刻警惕起来，厉声问：“你是干什么的？有通行证吗？”
沈砚说自己是逃难来的，想找份活干。士兵上下打量着他，忽然伸手去摸他的胸口，沈砚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生怕他摸到那枚弹壳和玉佩。就在这时，老汉赶紧上前，从布包里摸出两个昨天刚买的馒头，塞到士兵手里，陪着笑说：“老总，这是我侄子，家里人都被鬼子炸死了，可怜得很，您就行行好，让他进去吧，他就是想找份力气活，混口饭吃。”
士兵掂了掂手里的馒头，又看了看沈砚身上洗得发白的破衣裳，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进去吧进去吧，别在这儿挡道。”
沈砚松了口气，跟着老汉进了城。城里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还夹杂着煤烟和江水的腥气。街道两旁的房子大多是用木头和竹子搭成的，歪歪扭扭的，像是随时会塌下来。路上的行人摩肩接踵，大多面黄肌瘦，穿着打满补丁的衣裳，眼神里带着惶惑和疲惫。偶尔能看见穿着西装的体面人，坐着黄包车匆匆而过，与周围的破败景象格格不入。
老汉要去兵工厂找儿子，沈砚便和他在路口分了别。临走前，老汉塞给他五个铜板，说：“码头那边总缺扛活的，你去试试，先找个地方落脚再说。”沈砚谢过老汉，看着他佝偻的背影消失在人流里，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他按照老汉的指引，往码头的方向走。越靠近江边，人就越多，嘈杂的声音像潮水一样涌来——搬运工的号子声，商贩的吆喝声，孩子的哭闹声，还有远处隐约传来的汽笛声，混杂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喧嚣。码头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货物，有军火箱，有粮食袋，还有些贴着外文标签的箱子，几个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察正拿着警棍，大声呵斥着围在旁边的难民。
沈砚找了个看起来面善的搬运工，问能不能在这里干活。那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眼，见他虽然瘦，胳膊上却有结实的肌肉，便说：“这里是张把头的地盘，要干活得先跟他说，一天管两顿饭，给十个铜板。”
沈砚跟着那人找到了张把头。张把头是个矮胖的中年男人，脸上带着道刀疤，正坐在个木箱上，叼着烟袋，眯着眼睛清点人数。他见了沈砚，吐了个烟圈：“会扛活？”
“会。”
“能扛多少斤？”
“一百五十斤没问题。”沈砚说。在上海的时候，他在码头打过短工，这点力气还是有的。
张把头挑了挑眉：“行，今天就留下试试。要是偷懒耍滑，别怪我张老三不客气。”
沈砚就这样在码头落了脚。他的活计就是把船上的货物扛到仓库里，或者把仓库里的货物搬到船上。那些箱子大多沉重无比，压在肩上，骨头像是要碎掉一样，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地上，瞬间就洇湿了一片。可他不敢停，因为张把头的鞭子就像眼睛一样，时刻盯着每个人，谁要是慢了一步，鞭子就会毫不留情地抽下来。
晚上，他就和其他十几个搬运工挤在码头旁边的一个破棚子里。棚子是用茅草和木板搭成的，漏风漏雨，地上铺着些干草，算是床了。大家挤在一起，互相取暖，身上的汗味和脚臭味混杂在一起，形成一股难闻的气味。可沈砚不在乎，他累得沾着干草就能睡着，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悄悄摸出那枚弹壳和玉佩，在黑暗中反复摩挲。
有天夜里，他被冻醒了，外面下起了雨，雨点打在棚子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旁边的一个年轻小伙正低声哭着，嘴里念叨着“娘，我想回家”。沈砚想起了顾晏清，想起他在破庙里疼得蹙起的眉头，想起他在江水里紧紧抓着自己的手，想起他最后转身时脸上的笑容。他把弹壳贴在脸上，冰凉的金属触感让他稍微清醒了些，心里默默念着：晏清，你要是还活着，一定要好好的。等我在这里站稳了脚跟，就去找你。
日子一天天过去，沈砚渐渐习惯了码头的生活。他力气大，干活又实在，张把头对他也渐渐客气了些，偶尔会多给他两个铜板。他省吃俭用，把铜板攒起来，藏在破鞋的鞋垫下面，想着等攒够了钱，就租个小房子，再买身像样的衣裳，然后就去杭州找顾晏清。
可重庆的局势也渐渐紧张起来。日军的飞机开始频繁地来轰炸，警报声成了家常便饭。每次警报一响，码头上的人就像疯了一样往防空洞里跑。防空洞又黑又挤，空气污浊，里面弥漫着尿骚味和汗味，可大家还是拼命地往里挤，因为外面的炸弹随时可能落下。
有一次，他们正在搬一批军火箱，警报突然响了。大家扔下箱子就往防空洞跑，沈砚也跟着跑，可跑了没几步，就看见一个小孩摔倒在地上，哇哇大哭，他的母亲被人群裹挟着，根本拉不住他。沈砚想都没想，冲回去抱起小孩，往防空洞跑。就在这时，一架日军的飞机俯冲下来，投下了一颗炸弹。
“轰隆”一声巨响，震得地动山摇。沈砚只觉得一股巨大的力量把他往前推，他下意识地把小孩紧紧护在怀里，自己却被气浪掀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等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片废墟里，胳膊被划了道深深的口子，鲜血直流。那个小孩在他怀里，吓得瑟瑟发抖，却没受伤。
小孩的母亲跑过来，抱着孩子哭得撕心裂肺，一个劲地给沈砚磕头：“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的孩子……”
沈砚摇了摇头，挣扎着站起来，胳膊疼得钻心。他看着周围的废墟，刚才还好好的码头，现在已经成了一片火海，到处都是残肢断臂，哭声和惨叫声此起彼伏。张把头被炸死了，半截身子埋在瓦砾里，手里还攥着他的烟袋。
那一刻，沈砚忽然觉得很累。他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找到顾晏清的那一天。他摸了摸胸口，弹壳和玉佩还在，冰凉的触感让他稍微定了定神。他不能死，他还有约定没兑现，他还要去看顾晏清家院子里的菊花。
他找了块布，胡乱地包扎了一下胳膊上的伤口，然后跟着逃难的人群往城里走。他不知道要去哪里，只是漫无目的地走着。街上到处都是被炸坏的房屋，烧焦的木头冒着黑烟，偶尔能看见穿着白大褂的医护人员抬着担架匆匆跑过，担架上盖着白布，不知道下面是死是活。
他走到一条小巷子里，看见一个老婆婆正坐在自家被炸塌的门槛上，手里拿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个年轻的小伙子，穿着军装，英姿飒爽。老婆婆一边用袖子擦着眼泪，一边喃喃地说：“我的儿啊，你怎么就不回来了……你说打完仗就回来娶媳妇的……”
沈砚看着老婆婆，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闷得发疼。他从怀里摸出自己攒的铜板，数了数，一共有三十多个，他把这些铜板轻轻放在老婆婆的手里，没说话，转身继续往前走。
他走了很久，走到了城市的边缘，那里有一片贫民窟，住着很多像他一样的难民。他在一个破旧的草棚前停下，草棚的主人是个瞎眼的老奶奶，靠着给人缝补衣裳过活。沈砚问她能不能在这里住下，他可以帮她挑水、劈柴。老奶奶摸索着给他倒了碗水，说：“住吧，反正这棚子也空着一半，多个人，还能给我说说话。”
沈砚就这样在贫民窟里住了下来。他白天出去找活干，有时在码头扛活，有时去建筑工地搬砖，有时帮人拉黄包车，只要能挣钱的活，他都干。晚上，他就陪着老奶奶说话，给她讲自己在上海的经历，讲他和顾晏清的约定。老奶奶总是静静地听着，偶尔会问：“那个顾先生，是个好人吧？”
“嗯，是个好人。”沈砚说，语气里带着骄傲。
日子虽然苦，可沈砚却觉得心里有了点盼头。他攒的钱越来越多，已经够租个小房子了。他想着，等再攒点钱，就去买张去杭州的船票，不管顾晏清在不在那里，他都要去看看，看看那座有西湖、有断桥、有满城桂花香的城市，看看顾晏清家院子里的菊花。
有一天，他拉着黄包车经过一条街，看见墙上贴着一张布告，上面写着招募青年参军的消息，说要组建一支新的队伍，开赴前线，收复失地。旁边围了很多人，议论纷纷。
“听说这队伍是去打上海的，要把鬼子赶出去呢。”
“去不去啊？听说当兵能吃饱饭，还能挣钱。”
“可打仗太危险了，说不定就死在外面了。”
沈砚站在那里，看着布告上的字，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冲动。他想，如果他能参军，能去前线打仗，说不定就能在战场上遇到顾晏清，说不定就能和他一起把鬼子赶出去，然后一起回杭州，看菊花。
他把黄包车停在路边，对雇主说：“对不起，我不去了，这钱还给你。”然后转身就往招募处跑。
招募处里挤满了人，都是些和他一样的年轻人，脸上带着兴奋和忐忑。沈砚填了表格，报了名。工作人员给他量了身高体重，检查了身体，说他合格了，让他三天后到军营报到。
回到贫民窟，沈砚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老奶奶。老奶奶摸索着抓住他的手，说：“傻孩子，打仗太危险了，你可要好好活着回来啊。”
“我会的，奶奶。”沈砚说，“等我把鬼子赶出去，就回来接您，带您去杭州，看西湖，看桂花。”
三天后，沈砚穿上了军装，告别了老奶奶，跟着队伍出发了。军装不太合身，磨得皮肤有些疼，可他却觉得很精神。他把那枚弹壳和玉佩贴身带着，像是带着顾晏清的祝福。
队伍走了很久，才到达前线。前线的条件比他想象中还要艰苦，没有足够的粮食，没有足够的弹药，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睡在战壕里。每天都有飞机轰炸，有炮弹落下，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倒下，昨天还在一起说笑的人，今天就可能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
沈砚害怕过，恐惧过，可他一摸胸口的弹壳和玉佩，就觉得有了力量。他想起顾晏清，想起他们的约定，就觉得不能退缩。他学会了开枪，学会了扔手榴弹，学会了在炮火中匍匐前进，他变得越来越勇敢，越来越坚强。
有一次，他们连队奉命攻打一个阵地。敌人的火力很猛，他们被压制在战壕里，抬不起头。连长喊着：“谁能把炸药包送过去，炸掉敌人的碉堡？”
没有人应声，因为那意味着九死一生。沈砚看着身边年轻的战友们，想起了二人年少时的约定，他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沈砚看着身边年轻的战友们，想起了上海破庙里那盏摇曳的油灯，想起顾晏清靠在他肩头说“等仗停了，我们就回杭州”的模样。他猛地站起身，一把抓过炸药包：“我去！”
连长愣了一下，随即拍了拍他的肩膀：“注意安全，我们给你掩护！”
沈砚把炸药包紧紧捆在背上，猫着腰钻进硝烟里。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过，泥土被炮弹掀起来，砸在他的脸上、身上。他像只灵活的兔子，借着弹坑和断壁的掩护，一点点往前挪。离碉堡还有十几米时，一颗子弹擦过他的胳膊，血瞬间涌了出来，顺着指尖滴在地上，在焦黑的土地上开出一朵朵刺眼的小红花。
他咬着牙，没敢停。碉堡里的机枪还在疯狂地扫射，战友们的惨叫声从身后传来，像鞭子一样抽着他往前冲。终于，他摸到了碉堡的墙角，拉开导火索，用力把炸药包塞进射击孔，然后转身就跑。
“轰隆——”一声巨响，碉堡被炸得粉碎。沈砚被气浪掀翻在地，耳朵里嗡嗡作响，什么也听不见。他挣扎着回头看，只见战友们像潮水一样冲了上去，占领了阵地。他咧开嘴想笑，却猛地咳出一口血，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他躺在后方的临时医院里。胳膊上的伤口被包扎好了，缠着厚厚的纱布。旁边病床上躺着个断了腿的小战士，正哼哧哼哧地啃着一个馒头，见他醒了，递过来半个：“兄弟，你可醒了！你太厉害了，那碉堡炸得真解气！”
沈砚接过馒头，咬了一口，干硬的馒头在嘴里硌得牙疼。他问：“我们……守住阵地了吗？”
“守住了！”小战士兴奋地说，“连长说，要给你请功呢！”
沈砚笑了笑，没说话。他摸了摸胸口，弹壳和玉佩还在，只是弹壳的边缘被震得有些变形。他想起顾晏清，如果顾晏清看到他现在的样子，会不会觉得他变了？以前的他，连杀鸡都不敢看，现在却敢抱着炸药包往前冲。
日子在枪林弹雨中一天天过去，沈砚跟着队伍南征北战，打过胜仗，也吃过败仗。他身上的伤疤越来越多，旧伤叠着新伤，有的是被子弹擦过的，有的是被炮弹碎片划伤的。可他总能在一次次生死边缘活下来，仿佛有股无形的力量在保护着他。
他学会了在战壕里写信，用捡来的半截铅笔，在粗糙的草纸上，一笔一划地写着给顾晏清的话。他不知道顾晏清能不能收到，甚至不知道顾晏清是不是还活着，可他还是写。他写战场上的硝烟，写战友们的笑脸，写他对西湖的向往，写他梦见院子里的菊花又开了。写累了，就把信纸小心翼翼地折起来，和弹壳、玉佩放在一起。
有一年秋天，队伍路过一个小镇，镇上的桂花开得正盛，甜香弥漫了整条街。沈砚站在桂花树下，看着纷纷扬扬落下的花瓣，忽然想起顾晏清说过的“满城桂花香”。他伸手接住一片花瓣，放在鼻尖闻了闻，眼眶一下子就湿了。
“阿砚，”他仿佛听见顾晏清在耳边说，“等仗停了，我们去杭州看桂花吧。”
“好啊，”他对着空气说，“等把鬼子赶出去，我们就去。”
旁边的战友拍了拍他的肩膀：“想啥呢？快走了，前面还有硬仗要打呢。”
沈砚抹了把脸，把花瓣揣进怀里，跟着队伍继续往前走。他知道，前路还很长，很危险，可他心里的那点念想，像桂花的香气一样，一直萦绕着，支撑着他往前走。
又过了两年，战争终于迎来了转机。日军节节败退，开始往关外收缩。沈砚所在的队伍接到命令，要一路追击，收复失地，包括上海，包括杭州。
接到命令那天，沈砚激动得一夜没睡。他把攒下来的信拿出来，一张张地读，读着读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他仿佛已经看到了顾晏清，看到他站在杭州老宅的院子里，对着他笑，院子里的菊花正开得热热闹闹。
队伍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收复了上海。沈砚站在曾经熟悉的街道上，看着满目疮痍的城市，心里五味杂陈。破庙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一堆断壁残垣，他在废墟里找了很久，想找到点什么，却只找到一块烧焦的枣木片，像是他当年做的那根拐杖的碎片。
他把枣木片揣起来，跟着队伍继续往杭州走。越靠近杭州，他的心跳得越快，既期待又害怕。期待着能见到顾晏清，害怕着听到不好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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