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后的第三个冬天,我在衣柜最底层翻到那个药罐。
陶土的,边缘磕掉了一小块,是她常年用拇指摩挲的地方。罐身结着深褐色的垢,像浸了几十年的苦,洗不净。
小时候总嫌这罐子碍事。每天清晨五点,药味就会钻过门缝,缠上我的鼻尖。母亲坐在小板凳上,借着厨房昏黄的灯煎药,火舌舔着罐底,咕嘟咕嘟的声响里,她的咳嗽声像被揉皱的纸。
"妈,别煎了,难闻死了。"我捂着鼻子冲她喊,那时不懂她脸色为什么总泛着青,不懂她咳得直不起腰时,手还死死攥着我的书包带。
她总笑,说等她好起来,就带我们去北京看天安门。可直到我考上北京的大学,她的药罐还在灶台上蹲着,像个沉默的疤。
最后一次见她用这罐子,是我大三那年寒假。她已经瘦得脱了形,却非要亲自煎药。我抢过罐子要替她,她按住我的手,掌心的温度烫得吓人:"让妈再给你熬回粥吧,你小时候最爱喝我用这罐子煮的小米粥。"
那天的小米粥熬得很稠,她一勺一勺喂我,手抖得厉害,粥洒在我衬衫上,像没干的泪痕。我不敢抬头,怕看见她眼里的红。
后来整理遗物,发现药罐旁边压着一沓缴费单,日期从十年前开始,密密麻麻。最底下是张诊断书,肝癌晚期,比我知道的时间,早了整整八年。
原来那些年的药味里,藏着她没说出口的疼。原来她说的"等好起来",从来都是骗我的。
我把药罐抱在怀里,像抱着她最后一点温度。窗外的雪落进烟囱,化成水汽,恍惚间又听见咕嘟咕嘟的声响,混着她的咳嗽,在空荡荡的屋里,一遍遍地绕。
这苦,终究是我替她,要咽一辈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