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秒钟被钉在教室门口、承受着高老师无声审视的经历，像一根细针扎进了我的脑子里。之后的日子，我像只受惊的鸟，下意识地开始回避所有可能与高育良老师独处的机会。
上《法理学导论》，我把自己藏进后排角落。下课时，会等到高老师收拾好离开，才跟着人流匆匆涌出教室，绝不最后一个离开。去图书馆，也尽量避开行政楼那边。
亮平哥看着我依旧没什么精神的蔫样，有些担心：“还想着赵峰那破事呢？不是处理了吗？高老师都出手了，那小子估计再也不敢炸刺儿了。放宽心，啊？”他似乎把这当成了我心理素质不过关的后遗症。
我含糊地应着，没跟他细说那天下午在教室门口那无声的警告。亮平哥对高老师的敬重太纯粹了，那份信赖像是阳光下的壁垒，闪闪发光，容不得一丝阴霾。我怕自己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可能是“不识好歹”的感受，会玷污了他心里那个高大形象。或许，真的就是我太敏感了吧？高老师严格负责，为我的事说了话，我确实不该多想。
时间在紧张的学习和小心翼翼的回避中滑到了学期中。期中考试临近，系里要求提交一篇《法理学导论》的小论文作为重要平时成绩。我熬了几个通宵，写写改改，好不容易才交了份自认为能过关的稿子交了上去。选题是亚里士多德的“公正”概念，选题并不出挑，写得也磕磕绊绊，只能说是尽了力。
批阅很快就回来了。当亮平哥拿着发还的论文回宿舍时，他的表情有点古怪。他找到我，把稿子递过来，压低了声音：“高老师让你去一趟他办公室。”他顿了顿，斟酌着字眼，“说是你的论文框架立意不错，但有些关键细节表述不够严谨，让你当面过去一趟，他给你指点一下。”他脸上没什么幸灾乐祸，反而有点担忧，“小妍，没事吧？是不是写得不太好，惹高老师不高兴了？”
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
去办公室？单独见他？
那天教室门口的冰冷审视瞬间闪回脑海，带着无形的压力扑面而来。“找老师指点”这个理由冠冕堂皇，无懈可击。亮平哥没有丝毫怀疑，只有对我被“重点关注”的担忧。可我无法拒绝，这是老师的正当要求，关乎平时成绩，更是学业指导。
躲了这么久，终究还是被这根线扯了回去。
第二天下午，我站在那扇熟悉的深色木门外。深吸了好几口气，才颤抖着敲响了门。
“进来。”依旧是那平静无波、穿透力极强的声音。
我推开门。办公室里还是那股熟悉的、混合着茶香和书卷气的味道。高育良老师坐在他那张大书桌后，桌上摊着我的论文。他正低头看着，手指间握着一支黑色的钢笔。今天他穿着浅灰色的衬衫，领口扣子严谨地系到最上面一颗，袖口挽到手肘，露出小臂结实有力的线条。
“高老师。”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
他抬起头，镜片后的目光平静地落在我身上。那目光依旧带着审视的意味，像是在扫描一个需要修理的仪器部件。他没有像上次那样示意我坐，只是用拿着钢笔的手，轻轻地，点了一下我对面那把空着的椅子。
没有多余的语言，一个动作就是明确的指令。
我顺从地走过去，僵硬地坐在椅子边缘。双腿并拢，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
“你的论文，我看了。”他开门见山，没有任何寒暄。钢笔帽指向我论文的某一段，“亚里士多德对特殊公正和普遍公正的论述框架，你抓到了要点。”他的语气是陈述性的，没有表扬的意思，“但这里，”钢笔尖精准地戳在纸面上，“你对城邦作为实现公正的唯一场域的论述，过于薄弱。没有体现他对政治共同体本质的深层剖析。”
他抬起眼，目光直直地刺向我：“你是怎么理解的？场域，仅仅是空间概念吗？”
我的心跳又开始不受控制地加速。又是这样！又是这种直切核心、逼你面对自己思维盲点的问题！他的眼神锐利。在课堂上被突然点名回答问题的压力感，此刻在封闭的空间里被放大了无数倍。
“我，”我的嗓子有点发干，脑子里拼命回忆自己写这部分时的想法，但在他专注的压力下，那些想法显得苍白而混乱，“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是公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体，公正应该在、在这个共同体规则下实现。所以它是必要的环境？”我的声音越来越小，到后面几乎是模糊的疑问句。完了。这回答显然达不到他的标准。
高老师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变化。他没有批评，也没有肯定。只是将目光重新落回纸上，那只握着钢笔的手动了动。他没有给我更多的思考时间，直接拿起论文稿，稍微向我这边倾斜了一些。那动作看似随意，却让我无法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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