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的早晨，天空灰蒙蒙的。我抱着那叠仿佛有千斤重的期中考试卷和修改过的论文稿，脚步沉重地走向行政楼。每一次靠近这栋楼，都像是走向一个巨大的、无形的冰窖。

敲开那扇深色的门，高育良老师已经端坐在办公桌后。他今天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衬衫，领口依旧严谨地扣到最上面一颗。他面前的桌面上，摊开的正是我那篇被批注过的论文稿，旁边还放着一份似乎是期中考试的成绩分析册。

“高老师。”我站在门口，声音干涩。

“嗯，进来。”他没有抬头，目光依旧停留在稿子上，只是用拿着钢笔的手随意地朝对面的椅子点了点。

我顺从地走过去，坐下，把怀里的试卷和稿子小心翼翼地放在桌角。

高育良老师终于抬起头。镜片后的目光锐利如常，直接落在我脸上，带着一种洞悉一切的穿透力。“精神不太好？”他开口，声音平稳，却像冰冷的探针，“昨晚没休息好？”

“有点紧张。”我低下头，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紧张解决不了问题。”他淡淡地说，语气里听不出是批评还是陈述事实。他拿起我的期中试卷，翻到《法理学导论》那一页，鲜红的73分在白色的纸张上格外刺眼。“73分。基础分拿到了，但离优秀还有很大距离。”

他的指尖精准地点在几道论述题上，“尤其是这几题，你的回答流于表面，缺乏深度剖析。和你在论文里犯的错误如出一辙。”

我的心沉了下去。果然还是这些。

他放下试卷，拿起论文稿，翻到第二部分。那上面布满了他的批注，精准地划出我论述中的每一个漏洞。“论述极其模糊。你只是简单地复述了概念，没有理解其内在的张力。”

他的声音不高，语速平稳，但每一个字都砸在我的神经上。他逐条分析，逻辑严密，论证清晰，将我的浅薄和疏漏毫不留情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办公室里安静得可怕，只有他低沉的嗓音和钢笔尖偶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我努力集中精神去听，去理解，但巨大的压力和恐惧让我的思维变得迟滞，冷汗再次浸湿了后背的衣衫。

“抬起头来。”他忽然命令道，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我猛地一颤，下意识地抬起头，撞进他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里。那目光锐利、专注，带着审视和一丝不易察觉的、仿佛在评估实验品反应般的探究意味。

“看着我。”他身体微微前倾，隔着宽大的办公桌，那股属于成熟男性的气息，带着一种无形的压迫感扑面而来。他修长的手指捏着钢笔，笔尖悬在论文稿上方，“告诉我，你理解我刚才说的张力了吗？个体在追求自身善时，如何避免与城邦整体的善发生冲突？如何通过法律和制度来约束这种冲突？”

他的问题像冰冷的铁链，瞬间锁住了我的喉咙。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嘴唇翕动了几下，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办公室里那令人窒息的沉默再次降临，我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如擂鼓般的心跳声，感受到脸颊因羞窘和恐慌而滚烫的温度。

高育良老师忽然放下了钢笔。

他没有继续逼问，也没有训斥。只是身体重新靠回椅背，目光依旧锁定在我因紧张而微微颤抖的脸上。那眼神深处，似乎掠过一丝极其复杂的情绪。

像是看到猎物在陷阱中徒劳挣扎的冷酷，又像是捕捉到某种脆弱美感被激发时的奇异兴味？那目光停留在我因窘迫而泛红的脸颊和微微湿润的眼角，停留的时间，长得令人心悸。

“看来，你还需要更深入的思考。”他终于再次开口，声音依旧平稳，但似乎比刚才低沉了一丝，“这些问题，不是靠死记硬背就能解决的。需要理解，需要批判性的反思。”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我放在桌角的试卷和稿子，“东西留下。下周一之前，把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写成一份详细的报告交给我。重点阐述亚里士多德理论中个体善与公共善的张力，以及法律在调和这种张力中的作用。”

“好的，高老师。”我几乎是机械地应道，声音带着劫后余生的虚弱。

“嗯。”他淡淡地应了一声，目光终于从我脸上移开，重新落回桌上的文件。那姿态，仿佛刚才那场令人窒息的对峙从未发生过。“去吧。”

我如蒙大赦，连道别都忘了说，转身就逃向门口。手握住冰冷的门把时，身后再次传来他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穿透空气：“记住，思考的深度，决定了你未来的高度。不要辜负了这份潜力。”

那声音平静无波，却像一道无形的烙印，深深地烫在我的脊背上。

我拉开门，冲了出去。走廊里冰冷的空气灌入肺里。那份“潜力”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