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讲

剧场顺利通过复检后一周，甲方忽然把一个新项目甩给我们：儿童康复中心的一楼公共空间改造。

项目小，周期短，预算更短。甲方直率地说：“我们没钱了，能做就做，不能就算。”

我看了看场地，一个略显陈旧的方盒子，墙面白得刺眼，地砖泛冷光，天花还是最老的矿棉板。一侧是窗户，另一侧有一排旧暖气片，不好看，却结实。走廊尽头有两扇消防门，红色的，鲜得像刚剥开的石榴。

我说：“做。”

温然挑眉：“你疯了？”

“我们可以拆一些预算出来，”我在纸上飞快勾草图，“不用新砖，旧砖翻新，地面用PU自流平；暖气片喷涂，做成‘小火车’主题；天花不用全改，局部做软膜拉一条‘银河’，孩子们抬头能看到星星；墙角加圆角防撞；阅读角延续我们书店那组灯，灯罩用可拆洗的布艺。”

温然看着我的手一笔一笔画下来，眼睛里的光渐渐亮起来：“行。”

“还要一面‘悄悄话墙’。”我补了一句。

“什么？”

“一面软木墙，孩子们想说的话可以贴上去，不记名。”我看向窗外阳光正好的天，“大人们太渴望孩子‘正常’了，可他们也需要被看见。”

方案两天出。第三天上午，我带着样书、材质板、色卡，去康复中心做汇报。

临近结束，坐在最后一排的一位老人举手，语气有点硬：“你们年轻人，色彩用这么多，不怕孩子兴奋过度？”

我认认真真看他：“怕。更怕的是他们灰下去。”

“灰下去以后，也就不闹了。”老人说。

“可那不是‘安静’。”我说，“那叫‘沉底’。”

老人沉默了。他长出一口气，像把胸膛里积着的风都放掉，轻轻道：“我孙子之前在这儿，他不喜欢说话。看了你们书店的照片，他会指着那盏灯笑。你们做吧。”

那天我从康复中心出来，手机收到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你今天讲得很好。孩子们需要灯。】

尾巴署名：Z。

我看了一眼，删了。

我不需要他作为旁听者的肯定。这条路向前，我自己会走，走得稳，走得明白。

康复中心开工那天，盛世集团召开了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结束后，媒体标题齐刷刷地发：#盛世集团宣布管理层调整 肖战卸任CEO#

我看到了，但没有点开。书店里那个午后，孩子们趴在台前选书，声音软软糯糯，像一群小鸟围着一片麦田叫。我把手机扣在收银台下面，看孩子挑书的手一页一页翻。

“《海边的小站》，这本好。”我给一个扎双马尾的小姑娘推荐。

她抬起头，认真问我：“阿姨，‘小站’是火车站吗？”

“是灯塔。”我笑，“一盏不睡觉的灯。”

她“哦”了一声，眼睛亮亮的，把书抱进怀里，转身时小书包上的小玩偶晃了一下，碰到了我的手背。柔软，像一种非常轻的、不带任何黏性的依赖。

康复中心项目推进到一半，被迫按下暂停键——市里要组织一次设计周，临时抽中我们作为“样板”，请我们公开一次“从纸到地”的工作坊。时间三天，地点在“远方书店”。

主讲人？我。

参与对象？公众开放报名。

我很久没站在大众面前讲课了。过去在盛世，更多时候是发言或被拍照，话在嘴里绕一圈，还没来得及落地，就成了新闻素材里漂亮的词组。我不喜欢那种感觉，它像把一个人的体温抽空，只剩下一具可供摆拍的贝壳。

这次，我想讲真东西。

工作坊那天，书店里塞满了人。前排坐着两个设计系的大学生，背着同款的黑色画筒；窗边站着一对牵着手的中年夫妇，女方手里还拎着菜篮子；角落里背着双肩包的男生低头在笔记本上敲字，看上去像个写稿的记者。最靠门的位置，一个穿着灰色外套的男人立着，没坐下，帽檐压得低。

我没有去看他。或者说，我避免去看他。

我把演示开启，第一页是一块黑屏。白色的字慢慢浮出来：“不是每一盏灯都用来照亮别人。”

我停了两秒，继续：“有很多灯，是用来找回自己的。”

我讲我们做书店的过程、失误、返工、吵架、和解。我讲如何在预算和功能之间取舍——“每一次取舍都是把刀放在自己身上试一试，这一刀下去，疼不疼，出血不出血。”我讲供应链被卡时的选择，我讲如何搭建一个经得起风雨的“廉价而美”的材料库。我讲“灰”的危险——“灰不是中立，灰是逃避”。我讲“光的色温”。

有人记笔记，有人沉默，有人忽然抬头望向二楼的那盏灯，像在试着理解光里那些看不见的成分。

快结束的时候，那个灰外套的男人动了。他没有上前，掏出手机，对着角落的“悄悄话墙”拍了一张。我不由自主地瞥了一眼那面墙——上面贴满了小小的便签纸，有字，有画，有歪歪扭扭的拼音。最上面一张是个孩子画的太阳，太阳的光线歪歪斜斜，却努力伸向四面八方。

我回神，冲台下点头：“今天就到这里。谢谢。”

散场后人潮慢慢褪去。门口的风铃又叮当起来。

灰外套的男人走了，没有近前，没有说半个字。

温然靠过来，低声说：“你讲得很好。”

我点头，笑了一下：“下次换你。”

“好。”他眼睛里有光，“我讲灯的布线。”

“讲慢一点。”我说，“让他们听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