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第一场风把树叶吹了半条街。剧场的首演顺利落幕,观众退场时有人在阅读角坐下,抱着一本诗集不肯走。那盏落地灯一直亮到保安来巡场才熄掉。
收尾的那天,我一个人回到舞台中央,站在黑暗里。灯都灭了,空场的呼吸很长很慢,像一头巨大的动物在睡。我闭上眼,听自己在空空荡荡的空间里呼气——声音被黑吞掉,又在远处轻轻弹回来。
“早上好。”一个声音从观众席传来。
我睁开眼。肖战坐在中间那排,背很直。舞台上有一点溜进来的光,打在他脸上,光边缘像被剪刀细细修过,干净得很。
“晚上。”我更正。
他笑了一下:“对,晚上。”
我没有问他怎么进来的,也没有问他为什么在这里。我只是扭头看了看台口那一盏应急灯——一颗小小的红色点,在黑里微微亮着。
“我要走了。”他开口,“去很远的地方。”
我点点头:“路上小心。”
“我不会给你写信。”他像是与其说给我听,不如说给自己,“也不会给你发消息。”
“很好。”我说。
“但有一件事……”他停了一下,像在挑词,“如果有一天,你真的需要我——不是作为‘他是谁’,而是作为一个能办事的人——你可以打给张诚。号码没变。”
“好。”我答。
这是第一次,他没有试图把任何东西扔进我的世界里。他只是把一条干净的、比空气还轻的通道放在了我面前,然后转身,把他自己的门关上。
“还有,”他站起来,“谢谢你把伞举高一点。”
“那是给每个人的。”我说。
“我也是‘每个人’。”他说。
我沉默了一秒:“晚安。”
“晚安。”他说。
黑暗里,他的脚步声沿着阶梯一格一格下去,直到与夜风混在一起,听不见了。我站在台口,忽然感觉到一种从没有过的安定——那种安定不是来自任何人在场,而是来自一扇门关上的声音稳稳当当、毫不拖泥带水。
冬天到来之前,民宿项目如期落地。我们用同样的“廉价且长寿命”原则做了一整套厨房系统——耐脏、易拆洗、少螺丝,五金件结实到可以当把手练臂力。甲方发来照片:第一批客人入住后在厨房里做了红烧肉和蛋糕,孩子们围着灶台拍手,油烟机声很大,但没有任何一个人抱怨。
我看着那一张张被人使用过的台面,忽然明白了我最想做的事——不是去证明“我可以做得多漂亮”,而是去确保“它经得住被好好地用”。
“我们该整理一本‘灯手册’了。”温然说。
“什么手册?”
“从选灯、布线、维护、替换,到如何避免油烟区灯罩发黄、如何让阅读角在三年后依然温暖。把我们的经验写下来,给同行也给甲方。”
“那就做。”我说,“叫《有灯就好》。”
他笑:“好名字。”
我们把书店的二楼整理出一块小小的工作台,开始把这些零零碎碎的经验写成短短的条目。写的过程里,我们不断回头看自己的每一个选择,问自己:它真的对吗?它能撑过多长时间?它有没有更低的成本但更好的替代?它有没有把人的使用放在第一位?
这本小册子印出来的那天,天上下起了小雪。雪花落在招牌上,化得很快,留下一圈圈湿的痕。我们把一本样册放到收银台前,旁边写了一句话:拿走一本,记得还回来;实在不想还,就把你用过的灯好好擦一擦。
晚上关门时,一个背着吉他的年轻人走进来,拿起了那本小册子。他问:“可以带走吗?”
“可以。”我说。
“谢谢。”他把书塞进怀里,“我在楼下租了个地下室,冬天有点冷,翻一翻有没有能自己改的。”
“能。”我打开册子,把“替换灯头”和“自制隔风条”的页面折了一角,“注意安全。”
他笑得有点腼腆,指了指“自由借伞”:“外面雪大。我也可以借吗?”
“当然。”我把伞递给他,“记得还。”
他接住伞,想了想,又从背包里掏出一只小小的拨片,递给我:“送你。”
“谢谢。”我把拨片放到收银台的小玻璃碗里。里面已经有了很多这种小小的东西:孩子折的纸鹤、有人留下的地铁票、某个客人不小心掉落的纽扣,还有一枚不知道谁放的硬币,上面刻着“光”。
“温然哥,”我转身,叫他,“今天吃火锅。”
“好。”他应,“我去买菜。”
“别买太多牛肉。”我说,“买点藕,切薄一点。”
“还要粉丝。”他把围裙系在腰间,“粉丝吸汤很好吃。”
“嗯。”我笑,“有汤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