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艰难的日子持续了两个月后，九七年的冬天终于过去。当春日的暖阳洒在身上，我又一次走出宿舍，开始四处找活计挣钱。时光流转，转眼到了我十五岁那年的棉花采收季。在白花花的棉田里，我遇见了那个男人。
自相识起，他总变着法子对我好，递来温热的茶水，默默帮我分担沉重的棉袋。可他每一次靠近，都让我浑身发冷。我像惊弓之鸟般迅速躲开，他的声音响起时，我手中的棉桃都会被攥得发皱；他试图并肩同行，我便立刻拐进岔路，宁愿多绕两里地也不愿与他同路。那些被父亲殴打、被婆家折磨的记忆如影随形，男人在我眼里，早已成了暴力与伤害的代名词。
三个月后的某天，他突然红着脸拦住我：“你嫁给我好吗？”这句话像惊雷劈在头顶，我双腿发软，不受控地连退数步，后背重重撞上棉花枝。尖锐的棉桃扎进皮肉，却不及心底的恐惧万分之一。他急切地向前迈步，我却瞬间尖叫出声，蜷缩着身子跌坐在地：“别过来！别靠近我！”他僵在原地，眼底满是无措。我颤抖着爬起来，面具下的伤疤突突跳动：“我才十五岁，我怕...我怕所有男人！我的脸、我的身体都毁了，你别再来找我！”
男人望着她颤抖的身影，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算计。他突然蹲下身，声音放得极软：“是我吓到你了，我...我只是太怕错过你。”说着从兜里掏出块手帕，想要替她擦拭额角的冷汗。
古丽仙猛地挥开他的手，连滚带爬地站起来。可男人却不恼，反而露出憨厚的笑：“我知道你心里有疤，没关系，我等得起。”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天天守在棉田边，送来的吃食总比别人多一份，受伤的右手也被他细心缠上干净的布条。
三个月后的傍晚，夕阳把土坯房的影子拉得老长。肉孜江歪戴着起球的花帽，褪色的衬衫下摆沾着草屑，两只宰好的羊压得他肩膀佝偻。他踢开虚掩的木门，白酒箱在地上拖出刺耳声响，当着满屋亲戚的面，把厚厚的一沓钱拍在桌上：“叔，我知道古丽山年纪不够领证，可我真心疼她。”浑浊的眼珠转向墙角发抖的古丽山时，突然泛起水光，“脸上的伤疤、身上的伤都不是你的错，我一定好好保护你。库尔勒的人很温柔，从不打女人，你跟我一块回去好不好？”
古丽山浑身发冷，胃部一阵痉挛，强忍着才没吐出来。父亲的喉结剧烈滚动，布满老茧的手已经按上钞票：“肉孜江都来了，你就嫁了吧！跟着他去！”病弱的母亲扶着斑驳的土墙，咳出的血沫染红了袖口，气若游丝道：“女儿，看来这男子挺好的，库尔勒我也知道，那边的人温和，也许...是对你好的选择，总比在这里受苦强...”
当肉孜江带着汗味的手掌贴上她肩膀，古丽山浑身僵硬如坠冰窖。她想尖叫，却被父亲粗壮的胳膊勒住脖颈；想挣扎，却被亲戚们七手八脚按住。在哄笑声与推搡中，她跌跌撞撞摔出家门，身后土坯房的阴影像张巨口，将她最后的求救声吞得一干二净。
就这样，十五岁的古丽仙被拽上了开往库尔勒的车。颠簸的车厢里，她死死攥着衣角，看着窗外的景色飞速倒退。初到库尔勒，日子确实和从前不同，肉孜江不再让她干搬砖、扛麻袋的重活，只要求她洗衣、做饭，操持些家务。厨房里升起的炊烟，干净的衣衫，这些曾经遥不可及的“平常”，竟让她在恐惧之余，生出一丝恍惚的安心，只是这份平静，在肉孜江阴鸷的眼神中，显得格外脆弱。
洗衣盆里的肥皂水泛起白沫，古丽仙搓着全家人的衣裳，指甲缝里渗进细密的刺痛。厨房飘来抓饭的香气时，婆婆总沉着脸把空碗推到她面前，皱纹里卡着嫌弃：“伤疤总往人眼前凑，也不嫌晦气。”她慌忙低头避开老人的目光，碎发扫过结痂的脸颊。哪怕她把院落扫得纤尘不染，把馕饼烤得金黄酥脆，婆婆递来抹布的手永远隔着半尺距离，仿佛触碰她就会染上脏东西。
库勒的风沙总在黎明前肆虐，古丽仙裹紧褪色头巾往灶膛添柴。肉孜江的皮靴声在院外响起时，她条件反射地挺直脊背——不是期待，而是长久养成的警觉。男人扔下半袋土豆，粗糙的手掌擦过她手背：“明天把馕多烤两袋。”语气像在吩咐雇工，却也省了她下地刨食的苦累。
婆婆掀开毡帘进来，浑浊的眼珠扫过她微微隆起的小腹，又盯着她右颊扭曲的疤痕，“晦气东西，生不出儿子就别占着茅坑。”陶碗重重砸在木桌上，溅出的奶茶在她新补好的桌布上洇开深色印记。古丽仙垂眸收拾碎片，喉间泛起熟悉的铁锈味——和十四岁那个被面汤灼烧的夜晚一样，窒息感漫过胸腔。
深夜里，肉孜江的鼾声混着窗外呼啸的风声。古丽仙蜷缩在炕角，抚摸着腹部若有若无的凸起。月光透过窗棂爬上她的疤痕，将这道狰狞的印记切割成无数细小的伤口，在寂静中反复渗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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