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

星罗城的夏末，空气中弥漫着的不再仅仅是硝烟散尽后的尘土味，更增添了几分由大规模建设带来的钢铁与水泥的气息。然而，在共和国权力的中枢，一场关乎国家未来走向的、没有硝烟的思辨，正进入最关键的阶段。

共和国历3年9月，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在一种凝重而紧迫的氛围中召开。与会的核心成员们面前，摆着的不再仅仅是军事地图和生产报表，更多的是反映着社会深层动态的调查报告。

霍雨辰站起身，他没有立刻看向任何人，而是走到了悬挂着巨大共和国地图的墙前，手指缓缓划过那些刚刚标注上新建厂矿符号的区域，最终停留在依然被日月帝国势力隐隐威胁的东部海岸线。

“同志们，”他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我们曾经认为，新民主义阶段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需要‘大量地发展公私近代化工业’，等待条件成熟，再从容不迫地过渡。这个想法，在共和国成立之初，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时，是合乎情理的。”

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锐利起来：“但是，现实不等人，敌人更不等人！”他拿起一份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军情简报，“日月帝国的魂导舰队，隔三差五就在我们的家门口炫耀武力！他们的商人，利用经济手段，正在试图渗透甚至控制我们某些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

他又拿起另一份内部通讯，这是关于北方几个完成土改的省份出现的新情况：“再看看我们内部，土改后，农村确实焕发了生机。但新的问题也出现了！少数善于经营的农户开始购买土地、雇佣劳力，而一些失去劳动力的家庭则可能再次失去土地。城市里，部分私营工商业主，在利用国家提供的和平环境和发展机会积累财富的同时，也在侵蚀着共和国的根基！‘三反’、‘五反’运动中揭露出来的问题，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警醒吗？”

他环视着在场眉头紧锁的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一个可以按部就班、慢条斯理建设的理想环境！我们是在一个危机四伏、内外夹击的环境中，建设一个注定要打破旧世界枷锁的新国家！如果我们固守‘先发展一段很长的新民主主义，将来再谈社会主义’的教条，那么，就在我们‘长期’等待的过程中，新的剥削关系可能重新固化，资本主义势力可能坐大，甚至与外部敌人勾结，而我们刚刚夺取的政权，我们为之流血牺牲换来的革命果实，都有可能得而复失！”

他提到了白劳德那个“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语气中带着毫不掩饰的批判：“‘确立秩序’？什么样的秩序？是默认这种新的分化、默认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膨胀的秩序吗？这是右倾的观点！是放弃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观点！”

最后，他斩钉截铁地提出了自己的判断和主张：“因此，我认为，我们不能等十年以后才开始过渡。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就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个过渡！”

这番话，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在与会者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长期的战争和破坏之后，很多人本能地渴望一段休养生息、稳定发展的时期。立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意味着更深刻的革命、更复杂的社会改造、以及难以预料的阻力。

会议陷入了激烈的争论。有人担忧条件是否成熟，有人害怕步子太快会引发动荡。

然而，现实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随后几个月，更多反映城乡资本主义因素活跃、以及其与共和国工业化目标之间矛盾的报告，被摆上了决策者的案头。

到了共和国历4年8月的工作会议上，经过反复的争论和现实的教育，共识逐渐形成。霍雨辰再次系统地阐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ABC社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这一次，反对的声音已经微弱了许多。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以及社会内部日益显露的矛盾，让大多数领导人认识到，缓慢的、放任自流的新民主主义发展道路，可能无法保证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方向，甚至无法保证共和国的生存。

最终，在共和国历5年2月召开的ABC社大会上，过渡时期总路线被正式确立为全社全国的指导方针：“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

这一战略决策的重大转变，并非源于某个领导人的主观臆断，而是共和国在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面对内外挑战和内部社会矛盾发展，所做出的必然选择。它基于对“诸多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因素”（如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初步确立、工农群众对ABC社的拥护）和“诸多迫切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因素”（如防止新的社会分化、巩固新生政权、应对国际压力、为国家工业化扫清障碍）的综合判断。

那些脱离了这一具体历史环境，仅仅从抽象理论或美好愿望出发，认为应该“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反对或质疑社会主义改造必要性的观点，在共和国决策者看来，恰恰是一种不顾活生生的现实、不顾阶级斗争依然存在的“教条主义”。历史的车轮，在现实的驱动下，开始加速转向一个更加深刻变革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