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助

星罗城以北三百里，黑土平原上的李家村，在共和国历2年的春天，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忙碌景象。土改的喜悦还挂在每个农民的眉梢，但现实的难题已如田埂上的杂草般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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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栓，这个刚分到八亩上好水浇地的老佃户，正对着家里那口唯一的、瘦骨嶙峋的黄牛发愁。地是好地，可耕牛乏力，犁铧破旧，眼看春播的时令一天紧过一天，他一个人，就算加上半大的儿子，也难以伺候好这盼了一辈子的土地。

同样犯愁的还有邻居赵寡妇，她家分到了五亩地，却连一头牛的“一条腿”都没有，只有几把豁了口的锄头。

“栓叔，”赵寡妇挎着个篮子，里面是几个刚煮熟的鸡蛋，脸上带着窘迫和期盼，“俺家那地……再不耕就误了农时了，您看……您家牛歇晌的时候，能不能借俺使使，俺帮您家薅三天草，您看行不？”

李老栓看着赵寡妇身边两个面黄肌瘦的孩子，又瞅了瞅自家那慢吞吞的牛，叹了口气：“借牛行，可光有牛没犁也不行啊。王老五家倒是有张好犁，可他家人手也不够……”

这种困境，并非李家村独有。 土改摧毁了封建的土地枷锁，但并没有立刻变出足够的耕畜、大车和先进的农具。分散、薄弱的小农经济，在获得土地的同时，也暴露了其抗风险能力差、生产效率低的先天不足。

就在这时，曾在红军服役、因伤复员回乡的党员李铁柱站了出来。他召集了村里几户像李老栓、赵寡妇这样缺乏生产资料或劳动力的农户。

“乡亲们！”李铁柱的声音还带着部队里的干脆利落，“咱们单门独户，就像一根手指，容易掰断。可要是把手指攥成拳头，力气就大了！咱们组织起来，成立互助组！有牛出牛，有犁出犁，有力出力！”

最初的互助组，就像春泥里的嫩芽，简单而质朴。

李家村的这个互助组，属于“农忙临时互助”。组员们民主推举李铁柱当组长，一起商定了“等价交换”的原则：

· 劳力换劳力： 赵寡妇家没壮劳力，但她可以帮李老栓家照看孩子、做饭，折算成工分，抵偿借用耕牛的消耗。

· 畜力换畜力（或劳力）： 李老栓家的黄牛算“一等牛”，王老五家的壮牛算“特等牛”，出工一天，需要换取相应更多的劳力或别家的畜力来补偿。

· 农具互补： 王老五出犁，李老栓出耙，另一家出播种的耧车，大家轮流使用。

基本原则是 “互助自愿，等价交换，民主管理” 。组不大，就五六户，都是知根知底的邻居，管理起来也方便。每天干完活，记分员就在李铁柱家墙上的小黑板记下各家的出工、出畜、出具情况。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互助组的力量，远非单干户能比。他们抢在最佳时令内，完成了组内所有土地的春播。李老栓的牛累了，王老五的牛顶上；赵寡妇地里的草长起来了，组里几个半大孩子一拥而上，半天就拔得干干净净。

然而，问题也随之浮现。

夏季锄草时，为了谁家地先锄、谁家地后锄，组里发生了争执。有人觉得自家出的牛力气大，干活多，吃亏了；有人觉得自家出的劳力更卖力，不划算。虽然最后通过李铁柱的调解和粮食找补平衡了账目，但这种建立在严格等价计算基础上的互助，显得有些脆弱和繁琐。

更重要的是，当他们看到邻村那个规模更大、由共和国扶持建立了“红星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庄子，已经开始使用马拉的收割机，并且统一规划土地、种植高产的“共和国一号”新麦种时，李家村互助组的成员们心里开始不平静了。

李老栓蹲在田埂上，望着合作社那整齐划一、长势喜人的麦田，咂摸着嘴：“看看人家……咱们这你帮我、我帮你，虽说比单干强，可终究还是各家惦记各家这一亩三分地……要是能把地合起来，牛马合起来，像合作社那样，是不是能打得更多粮食？”

李铁柱也陷入了沉思。互助组解决了生产资料分散与农业生产需要协作之间的初步矛盾，展现了集体劳动的优越性。但它仍然建立在土地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这种小集体的局限性，在更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更宏大的国家工业化需求面前，开始显得捉襟见肘。

互助组，这棵从个体经济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带着社会主义萌芽的幼苗，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后，其自身蕴含的矛盾和发展逻辑，正在悄然推动着它，向着更高级的合作形式——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演进。这不仅是农民自发的要求，也是共和国将分散的农业力量纳入国家工业化轨道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