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

共和国历2年的冬天，星罗城霍雨辰的书房里，炭火烧得正旺，驱散着窗外的严寒，却也驱不散弥漫在空气中的凝重思绪。桌上，那份由他亲自起草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墨迹已干，但一场关乎道路和灵魂的谈话，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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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劳德、书存、澜涛三位同志被依次请了进来。他们神色各异，白劳德脸上带着惯有的、基于某种理论自信的沉稳，书存目光中透着务实者的审慎，而澜涛则更显年轻，带着对高层决策的好奇与思索。

没有过多的寒暄，霍雨辰直接切入主题，他拿起那份曾引起轩然大波的、带有白劳德批评意见的晋省委报告，语气平和却不容置疑：

“农村出现的新情况，贫农卖地，富农放债，互助组涣散，这不是晋省委凭空想象出来的，这是事实。”他目光扫过三人，最后落在白劳德身上，“我们有些同志，看到这些情况，不是去想方设法解决问题，而是拿着理论的尺子去量，量出来一个‘农业社会主义空想’的帽子，就要扣下去。这顶帽子，很重啊，会压得下面的同志不敢动弹，会眼睁睁看着土改的成果付诸东流。”

白劳德眉头微蹙，想要开口辩解，霍雨辰抬手止住了他，继续说道：

“我们争论的焦点，似乎在于合作社是否‘空想’，是否超越了阶段。那我们不妨换个角度，从生产力本身来看。”

他停顿了一下，仿佛在组织最关键的语言，然后清晰而有力地说道：

“既然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

这句话让在座的三人都微微一怔。这个比喻超出了通常关于农村问题的讨论范畴，将视野拉到了更广阔的历史发展规律中。

“那么，”霍雨辰的声音加重，带着一种开辟新路的决断，“我们共和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

“工场手工业阶段！”书存眼中闪过一丝亮光，他似乎最先捕捉到了这个比喻的精髓，“主席（共和国的，ABC社不设第一书记）的意思是，即使没有立刻实现全面的农业机械化，仅仅通过改变劳动的组织形式，将分散的农户像手工业工场里的工人那样组织起来，进行统一经营和分工协作，本身就能够创造出比个体劳动更高的生产力？”

“正是如此！”霍雨辰肯定地点点头，“合作社，它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它正是为了解决互助组无法解决的矛盾，为了遏制已经出现的贫富分化，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的需要，而从现实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它通过土地、耕畜、农具的统一使用和劳动力的集体调配，不就是像工场手工业那样，形成了新的、更有效率的‘分工’吗？这种新的组织形式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

他进一步阐述：“而且，合作社还能有计划地提取公积金，进行公共积累，这是单干户和互助组都难以做到的。这笔积累，可以用来购买新式农具，兴修水利，逐步改善生产条件，这不就是在为将来的农业机械化准备条件吗？这怎么能说是‘空想’呢？”

澜涛听得心潮澎湃，他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关于办不办合作社的争论，更是关乎如何看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如何看待社会主义过渡路径的深刻理论突破。主席的这个比喻，巧妙地将合作社的实践嵌入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之中，为其找到了坚实的存在依据。

白劳德陷入了沉思。他不得不承认，这个“工场手工业阶段”的类比，极具说服力。它绕开了单纯意识形态的争论，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上，论证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改变生产关系（统一经营）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这场谈话，没有剑拔弩张的争吵，却在平静的论述中，完成了一次关键的思想转向。霍雨辰用这样一个深刻而贴切的比喻，清晰地阐明了：

关于合作社的争论，绝不仅仅是具体工作方法的分歧，而是社内关于巩固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与坚定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两条不同路线的尖锐斗争在农业问题上的具体表现。而合作社，正是基于现实矛盾、能够有效发展生产力、抑制贫富分化、并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和中心环节。

当白劳德、书存、澜涛三人从书房走出时，屋外的寒风似乎不再那么刺骨。他们知道，一份代表着全新认识和坚定决心的中央决议，将很快不再仅仅是“草案”，而是会化作席卷共和国广大农村的、不可阻挡的实践洪流。合作社这颗蕴含着社会主义生命力的种子，终于在理论的浇灌和最高决策层的支持下，破土而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