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历4年的冬天,星罗城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办公室里,灯火通明的时间比以往更长。主任陈云的办公桌上,摊开的不仅仅是各类报表,还有几块从华北山区老乡家里带来的、掺杂着大量糠皮的黑褐色窝头,与旁边一份关于城镇职工消费水平显著提升的报告,形成了刺眼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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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是共和国加速工业化建设的轰鸣——新建工厂的烟囱昼夜不息,铁路工地上号子震天。但这繁荣的背后,一股巨大的压力正悄然向农业和粮食系统袭来。
李铁柱所在的“曙光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迎来了第二个丰收年,社里的粮仓比去年堆得更高。但李铁柱还没来得及高兴太久,区里的干部就带着新的任务下来了。
“铁柱同志,社里的丰收是好事!但国家现在需要更多的粮食!”干部的语气严肃而急切,“你们社今年除了口粮、种子、饲料,余粮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全部卖给国家粮站,统一调配。”
李铁柱和几个社委愣住了。过去,交了公粮后,余粮是可以自己储存或在集市上出售的。
“为啥啊?咱社里自己不能留点富余?”有社委不解地问。
干部叹了口气,拿出几份文件和数据,开始解释这背后的惊涛骇浪:
“首先,城里张嘴吃饭的人,一下子多了太多!” 干部指着数据,“共和国历4年,全国城镇人口已经到了7826万!比去年多了663万,比共和国成立那年更是多了两千多万人啊!这些工人和他们的家属,自己不种地,粮食全靠国家供应。”
他继续道:“而且,城里工人兄弟们的工资涨了,购买力强了,吃的也比以前好了。光是今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就提高了15%!这意味着他们需要消耗更多的细粮、油、肉,这些哪一样不需要粮食来转化?”
“其次,咱们很多地,现在不种粮食了。” 干部又指向另一组数据,“为了支援工业建设,棉花、油料、烟叶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了很多。种这些的地多了,种粮食的地自然就少了。全国农村里,不自己种粮、需要买粮吃的人,今年增加到了一个亿!”
李铁柱倒吸一口凉气。他这才直观地感受到,国家工业化这辆飞驰的列车,对粮食的渴求有多么巨大。
“最后,就连咱们农民自己,也吃得多了!” 干部的语气带着一丝复杂的欣慰,“土改后,大家日子好了,谁不想多吃点细粮?共和国历0年,农村人均一年才吃370斤粮食,到了去年,已经增加到440斤了!陈云主任在华北调查时,山区老乡告诉他,过去一年吃一顿白面,现在一个月能吃上好几顿!”
这三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城镇人口激增、经济作物挤占粮田、农民自身消费增加——如同三股巨大的洪流,一齐冲击着共和国原本就并不宽裕的粮食供应体系。
市场已经出现了剧烈波动。一些私人粮商见机囤积居奇,抬高粮价,这不仅影响城镇供应,也侵蚀着国家收购粮食的能力,威胁着物价稳定和工业化建设的基石。
面对这种严峻局面,在大力推进农业合作化以增加生产的同时,共和国高层经过审慎研究和激烈讨论,于共和国历4年12月,做出了一项重大决策:在继续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同时,实施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
这意味着,国家将对农村余粮实行计划收购(统购),对城镇人口和农村缺粮人口实行计划供应(统销),严格控制粮食市场,禁止私商自由经营粮食。
消息传到曙光社,社员们议论纷纷。有人不理解,觉得限制了自由;有人担忧,怕收购价低。
李铁柱站在谷堆前,看着社员们,沉声说道:“乡亲们!咱们合作社能增产,靠的是啥?是国家给的贷款买的新农具!是农技站推广的新种子!是国家修的水利!现在国家搞建设,遇到了难关,需要粮食,咱们能看着不管吗?把余粮卖给国家,就是支援工人老大哥盖工厂、造机器!工厂里的机器造多了,将来才能造出更多的拖拉机、化肥来帮咱们种地!这叫工农联盟!”
他指着仓库里那属于集体的公积金和新增的农具:“再说了,国家统一收购,价格是定的,咱们不用担心粮商压价。社里还能根据国家需要安排种植计划,避免盲目种地卖不出去。从长远看,这对咱们合作社,对咱们国家,都是条更稳当的路!”
尽管初期存在各种困难和不解,但凭借着合作社的组织优势和对国家政策的信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得以逐步推行。这一政策,如同给飞驰的工业化列车铺设了一条稳定的“粮草轨道”,虽然在当时条件下显得管控严格,但它确实在生产力水平尚低的阶段,基本保障了城镇人口、工业建设和缺粮地区的基本粮食供应,为共和国渡过工业化初期最艰难的物资匮乏关口,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撑。合作化与统购统销,这两条缰绳,共同驾驭着共和国的农业马车,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负重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