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

春天，“曙光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下的争论声，比往年任何一次分配会议都要激烈。空气中弥漫的不再是丰收的喜悦，而是一种关乎未来道路的凝重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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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里的会计把去年的决算账目一笔笔念完，院子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丰收是实实在在的，社里的粮仓比前年更满，公积金又多了一笔，大多数依靠辛勤劳动的社员，工分收入都增加了。但一种新的、在初级社框架内难以调和的矛盾，也随着账本上清晰的数据，摆在了所有人面前。

王老五，社里土地和耕畜入股较多的一户，首先开了口，语气带着明显的不满：“按这么分，我家劳力少，工分是不如赵老蔫他们多。可我家入了八亩上好的水浇地，还有那头大青骡子折价入股！这些家当难道就不算数了？光靠他们出力，没有好地好牲口，能打这么多粮食？这财产分红，不能再降了！”

他这话代表了那些生产资料投入较多的社员的想法。在初级社，“按土地和按劳力两个分配标准” 像一架天平，维系着微妙的平衡。王老五们认为，天平应该向财产倾斜。

“话不能这么说！”年轻的副社长，那个在社里干活最卖力、学习新技术最快的李青松站了起来，他是社里新生力量的代表，“是，地和牲口是重要。可大家想想，去年咱们社增产，靠的是啥？是靠咱们统一耕种，精耕细作！是靠咱们用了社里公积金买的新式步犁和农药！是靠咱们没日没夜地抗旱排涝！这些，是靠咱们的力气和汗水拼出来的！那大青骡子是不错，可要是没有我们这些人起早贪黑地使唤它，它能自己下地干活吗？”

他越说越激动：“咱们社的仓库、买的农具、积累的粮食，哪一样不是咱们大伙儿，特别是咱们这些年轻力壮的，一锄头一锄头刨出来的？凭啥到了分粮食的时候，还要把那么大一块，分给那些……那些……”他忍了忍，没把“不劳而获”这个词说出口，但意思大家都明白了。

李青松的话，道出了初级社无法回避的根本矛盾：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与过去积累的死财产（土地、农具等）在分配中孰轻孰重？

赵老蔫这类劳力多、土地少的社员虽然没明说，但心里是赞同李青松的。他们靠着拼命干活，收入增加了，摆脱了贫困，但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创造的大部分价值，有相当一部分要作为“土地报酬”、“牲畜报酬”分给出资方，心里终究是不平衡的。

社长李铁柱看着争论的双方，心中了然。这种矛盾，在初级社创办之初就被预见到了。它正是推动合作社形式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

他敲了敲烟袋锅，沉声道：“都别吵了！老王说的有他的道理，青松说的，也是实情。咱们当初办初级社，土地、牲口入股分红，是为了把大家拢到一起，把生产搞上去。现在，生产是上去了，可这‘一半对一半’或者‘四六开’的老章程，就跟孩子长大了还穿着小时候的衣裳一样，不合身了，绷得难受！”

他环视众人，语气变得坚定：“咱们社里如今添置的东西，大部分是靠咱们的劳动积累起来的。长此以往，干活多的觉得吃亏，积极性就会受挫。这合作社，就不能往更高级里发展了。”

就在这时，来自中央的新的指引，如同及时雨般传达到了基层。

共和国历4年12月，ABC社中央作出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这份决议，清晰地描绘了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阶梯：从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

“高级社……”李铁柱拿着乡里下发的学习文件，眼睛亮了，“土地、耕畜、大型农具，全部归集体所有，取消土地报酬，完全按劳分配！”

这正好解决了曙光社眼下最头疼的问题！

在随后召开的社员大会上，李铁柱详细解释了初级社的矛盾和高级社的办法。他特别强调：“转到高级社，不是要把谁的东西白拿走！当初老王你家入股的土地、牲口，折价都记在账上，算是社里欠你的，以后从集体收入里分期偿还！但是往后，咱们就彻底按干活多少来分粮分钱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最公平！”

这个方案，虽然让王老五这样依赖财产分红的人一时有些失落，但避免了激烈的剥夺，给了他们缓冲和适应的时间。而对于李青松、赵老蔫这样占社员多数的劳动者来说，这无疑是极大的鼓舞。

经过充分的讨论和民主表决，曙光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绝大多数社员，同意在秋收后，正式转为“曙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全国范围内，像曙光社这样的初级社，到共和国历4年底已达到一万四千多个。它们在实践中暴露出的矛盾，以及解决这些矛盾的内在要求，与中央高瞻远瞩的决策形成了历史性的契合。《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的出台，正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实践探索与自上而下的理论引导相结合的典范。

初级社，这个成功地聚集了生产资料、发展了生产、但也孕育着新矛盾的“半社会主义”过渡形式，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后，开始向着更成熟、更公平、也更彻底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形态——高级社，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这不仅是组织形式的升级，更是生产关系的一场深刻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