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

共和国历八年的春天，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确实透出了一股与往年截然不同的气息，一种被压抑已久后骤然窥见光明的悸动。霍雨辰那几篇关于正确处理People内部矛盾、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如同投入深潭的巨石，不仅在中上层干部中激起波澜，更在社外知识分子群体中引发了山呼海啸般的回响。

章光利，这位在学术界素有名望、身兼democracy联盟领导职务的老学者，在亲自聆听了霍雨辰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后，竟难以抑制内心的澎湃。他回到民盟总部，等不及正式文件的层层传达，便迫不及待地以个人名义，向盟内同仁们激动地复述了讲话的精髓。他那平日里严谨持重的学者风范，此刻被一种近乎于孩童般的兴奋所取代，言语间充满了对打破思想桎梏的憧憬。在他的极力推动下，民盟内部甚至破例迅速印发了讲话的记录稿，使其在小范围内得以先睹为快。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democracy学社。负责人安平在读到讲话的传达稿时，同样感到“异常兴奋”。他敏锐地察觉到这阵“和风”所带来的历史机遇，立即建议democracy学社中央将这份讲话稿作为重要学习材料，转发给全体成员。这一举动，无疑是在知识界更广阔的范围内，为即将到来的“鸣放”进行了一次有力的预热。

而最为极致的推崇，或许来自像傅怒这样的学者。他在听了三月十二日霍雨辰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更为深入系统的阐述后，竟以一种近乎于美学鉴赏的口吻向友人赞叹道：“他的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 这番评价，已超越了单纯的政治认同，上升到了对理论力量和个人魅力的双重倾倒。它代表了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不仅被政策本身所吸引，更是被霍雨辰那种举重若轻、深入浅出的理论阐述方式所折服。

一时间，在星罗城的各大高校、研究机构和文艺团体里，霍雨辰的讲话成了最热门的话题。咖啡馆里，沙龙中，甚至校园的林荫道上，都能听到人们兴奋地讨论着“双百方针”，揣摩着那六条政治标准背后的深意，交流着各自对打破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束缚的期待。

正如著名学者费彝江在那篇后来广为流传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中所生动描绘的那样：“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 这篇文章，精准地捕捉到了当时弥漫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普遍心境——一种长期冰封后感受到暖意的“早春”之感。他们觉得，思想学术的春天似乎真的要来了，一个可以相对自由地表达观点、进行探索的时代正在开启。

霍雨辰通过不同的渠道，密切注视着知识界的这股“早春”热潮。看到费彝江的文章，他微微颔首。知识分子的热烈支持，是他预料之中，也是他极为看重的一环。他需要借助他们的知识和批判力量，来冲击社内根深蒂固的官僚体系和僵化思想。这些掌声和赞誉，是他推动整风运动所依赖的重要社会基础和精神动力。

然而，在这片“早春”的暖意之下，霍雨辰那双洞察世事的眼睛，也看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隐忧。知识分子的热情被点燃了，但他们的期望值也被提到了一个极高的位置。这股被释放出来的能量，能否始终沿着他所设定的“六条标准”的轨道平稳运行？当他们的批评触及到某些具体部门和干部的痛处时，会引发怎样的反弹？这“早春”的天气，固然宜人，但也最为变幻莫测，一场突如其来的“倒春寒”，便可能让刚刚萌发的嫩芽遭受摧残。

“春风得意马蹄疾，”他轻声吟哦着古诗，目光却投向远方层叠的山峦，“只是不知，这马蹄之下，是坦途，还是险径。” 他成功地赢得了知识界的拥戴，将这池水搅动了起来，但接下来，他必须小心翼翼地驾驭这股洪流，使其成为洗涤积弊的清泉，而非冲垮堤坝的狂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