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异

共和国历八年的春天，在知识界感受着“早春天气”的同时，ABC社自身的庞大肌体内部，却正经受着一场强烈的、由不适与抵触引发的寒颤。霍雨辰那旨在“治病救人”的讲话和“双百”方针，如同给一个已习惯某种运行节奏的机体服下了一剂药性猛烈的方剂，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剧烈的排异反应。

三月二十五日，首都市委宣传工作会议的会场内，气氛远非星罗城知识沙龙那般热烈。烟雾缭绕中，许多干部眉头紧锁，交头接耳间流露出的不是兴奋，而是深深的忧虑和不解。当会议主持者按照上级要求，开始组织学习讨论霍雨辰的讲话精神时，台下响起的并非一致的赞同，而是一片混杂着困惑与质疑的嗡嗡声。首都市委在事后提交的报告中，不得不尴尬地承认，对于中央这些石破天惊的新方针，“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讨论，社内干部包括我们在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很不深刻的，并且还有许多糊涂思想，许多同志对这一方针实际上是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的。”

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论调在私下流传：“百花齐放，放就是收，放了紧接着要收。” 这种循环历史论的观点，反映了部分干部对政策稳定性的极度不信任，他们将当前的“放”视为一种策略性的、暂时的退却，最终目的仍是“收”，是引蛇出洞。这种心态下，他们自然对鼓励“鸣放”抱有本能的抗拒。

来自地方的报告更清晰地揭示了这种抵触的广泛性和深刻性。荆州省委的报告称，霍雨辰的讲话传达下去后，“有些社的干部大吃一惊，他们怀疑People内部是否存在着矛盾，他们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这些cadre长期习惯于敌我分明的斗争思维，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将大量问题定性为“People内部矛盾”，更对将群众make trouble的主要原因归咎于“Leaders上的bureaucracy主义”感到愤懑不平，认为这“是不公平”。

陇州省的报告则触及了更深层的利益关切：在高级cadre中，大多数人理论上或许能接受新提法，“但遇到具体问题，特别是与本单位和自己有直接关系的具体问题时，就不通了。” 而当“监督”这个词落到自己头上时，抵触情绪更为强烈。有极少数人甚至直言不讳：“revolution几十年都没叫人supervision，现在revolution胜利了反倒要叫人supervision了，真想不通。” 更有甚者，将对Policy的不满转向了外部，抱怨道：“社外人士、知识分子现在更嚣张了，不把他们整下去总不甘心。” 这种将知识分子视为需要被“整”的对象的心态，与霍雨辰试图团结、利用其力量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晋省委的报告则更加具体和尖锐地反映了Base layer的对抗情绪。那里普遍流行着“make trouble没好人，好人不make trouble”的逻辑，坚决“不承认闹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领导上的bureaucracy主义”。个别人甚至直接对霍雨辰报告的基调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次报告的精神是否倾右了”，他们忿忿不平地觉得，“霍雨辰的报告替democracy人士、知识分子、资本家和过去的地主、富农说的话太多了，而替劳动人民说的话太少了。”

这种情绪在农村基层cadre中尤为激烈。很多人根本不愿相信这是霍雨辰的本意，他们狐疑地互相打听：“这个报告是否是霍雨辰起草的，是否传达错了？” 强烈的对比让他们难以接受：过去传达关于合作化的指示，让他们“日日印在心里”，干劲十足；而今天这个强调批评、自我批评和接受监督的报告，却“实在听不进去”，甚至被判定为“太倾右了”。结果是，大多数cadre强烈抵触，“都不同意把这个报告再向下传达或贯彻”。更有甚者，感到被组织抛弃，抱怨“社给群众撑腰，不给干部留脸”，于是工作消极，想躺倒不干，有的甚至直接提出了退社。

这些来自各级组织、雪片般飞向霍雨辰案头的报告，清晰地勾勒出一幅庞大的bureaucracy体系对改革进行顽强阻击的图景。这股阻力并非源于某个明确的反对派，而是弥散在整个系统之中，源于僵化的思维定式、狭隘的部门利益以及对失去特权和权威的深深恐惧。霍雨辰试图从内部激活这个肌体的免疫系统来清除bureaucracy主义的病毒，却发现这个系统本身已经将病毒当成了自己的一部分，并对抗体产生了强烈的排斥。

书房里，霍雨辰面对着这些报告，神色凝重。知识界的掌声犹在耳边，但来自自己阵营内部的这座沉默而坚固的堡垒，却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知道，真正的较量，现在才刚刚开始。他面对的，不仅是几个“硕卿”式的野心家，更是整个赖以运行、却又日益僵化的官僚体制本身。这场他亲手发动的、指向内部的革命，其凶险与艰难，远超任何一场对外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