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

共和国历八年的盛夏，星罗城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弥漫着一种山雨欲来的压抑。先前那“百花齐放”的和风细雨，在短短数月间，骤然演变成一场席卷全国的狂飙。苏维埃礼堂内那些尖锐的批评，报刊上连篇累牍的“鸣放”言论，如同野火般蔓延，其势头远远超出了霍雨辰最初“引蛇出洞”、温和整风的设想。一些言论开始公然挑战ABC社的领导地位，质疑道路，甚至隐隐有否定revolution历史、inciting工农对立的迹象。

霍雨辰在书房里，面对着雪片般飞来的紧急报告和内参情报，脸色日益阴沉。他敏锐地察觉到，这场他亲手开启的运动，其性质正在发生危险的蜕变。最初的“People内部矛盾”，在部分人“最坚决最猖狂”的进攻下，已经越过了红线，演变成了他绝不能容忍的“敌我矛盾”。

六月中旬的一次极其秘密的高级会议上，霍雨辰的语气与数月前阐述“和风细雨”时判若两人，冷峻而充满力量。

“ABC社整顿风气，是一个统一体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他开宗明义，重新定义了这场运动，将其内部性暂时搁置，突出了斗争的对抗性，“在ABC社内部如此，在整个人民的内部也是如此。” 这句话，将斗争的范畴扩大到了整个社会领域。

他的目光锐利如鹰隼，扫视着与会者：“最近这个时期，在Democratic Party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 他使用了“右派”这个极具分野性的词汇，标志着斗争对象的明确化。“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ABC社走了，其实是做梦。” 他的嘴角露出一丝冷峭的笑意，带着洞悉一切的了然和掌控全局的自信，“中间派中有一些人是动摇的，是可左可右的，现在在右派猖狂进攻的声势下，不想说话，他们要等一下。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

这番分析，不仅点出了敌人的猖獗，更揭示了中间派的观望心态，意在提醒和警告社内干部，必须坚定立场，争取中间派，绝不能自乱阵脚。

接着，他更进一步剖析了“右派”的深层战略意图，将其危险性提到了争夺领导权的高度：“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 他点出了这些知识密集领域的特殊性，“他们知道，ABC社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们是‘国宝’，是惹不得的。” 这略带讥讽的语气，揭示了部分知识分子倚仗专业知识的傲慢，以及他们对历次运动的积怨——“过去的‘三反’，肃反，思想改造，岂有此理！太岁头上动土！”

更让霍雨辰警惕的是，他察觉到“右派”正在试图争夺下一代，并幻想煽动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他们又知道许多大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认为这些人是可以听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 对此，他同样报以坚决的否定：“对大多数学生这样设想，则是做梦。” 但他也承认存在风险，“有一部分有右倾思想的学生，有此可能。” 最后，他指出了最危险的苗头：“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against政府的迹象。”

这番内部讲话的精神，通过严密的组织系统迅速下达，一场风暴开始了转向。先前被要求“不得压制言论”的干部们，如同得到了尚方宝剑，迅速行动起来。报刊的调门陡然转变，从大量刊登批评言论，转向组织反击右派的文章。座谈会变成了批判会，曾经慷慨陈词的“鸣放”者，转眼间成为了被集中火力攻击的“右派分子”。

曾经充满“早春”气息的知识界，瞬间进入了严冬。章光利、安平、傅怒等曾热烈拥护“双百”方针的人士，大多未能幸免，他们的言论被重新检视、断章取义、上纲上线，打成了“向ABC社猖狂进攻的毒草”。费彝江那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也成了罪证。许多人被打倒、撤职、审查，甚至遭受更残酷的命运。

霍雨辰俯瞰着在风暴中震颤的城市。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这场运动也彻底窒息了那来之不易的、试图建立某种自我批评与批评机制的可能。理想中的“democracy整顿风气”最终演变成了残酷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共和国的政治生活由此走向了更长的崎岖路途。百花未曾真正齐放，便在一声号令下，凋零于突如其来的严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