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化

共和国历八年的盛夏，气候的骤变让整个星罗城笼罩在一种肃杀的氛围中。反击“右派”的浪潮已然掀起，各级机关单位都投入了这场激烈的斗争，空气中弥漫着检举、揭发和批判的火药味。然而，就在这斗争趋于白热化的关头，一份来自霍雨辰的、措辞极为审慎的内部指示，通过机要渠道传达至各级核心干部手中，仿佛在灼热的战场上突然吹入一丝带着凉意的夜风。

这份指示的开篇，便对当时在基层单位已然出现、并有蔓延趋势的“按比例抓右派”的简单化倾向提出了明确的约束。“……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指示中强调，这仅仅是基于全局的粗略判断，“可能多些，可能少些。” 它严厉告诫各级干部，“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在此刻显得格外沉重，它试图为这场汹涌的政治运动套上理性的缰绳，防止其演变成一场失去控制、肆意扩大化的灾难。

指示的后半部分，语气则更为复杂，甚至带有几分纠偏的意味。它再次回到了对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成员的总体分析上：“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 这承认了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不可用粗暴方法。” 这与他之前反对用强制方法解决思想问题的论述一脉相承。

但紧接着，话锋出现了关键性的转折，展现出一种立足于团结的宏大格局：“但是必须估计到他们的大多数，较之解放初期是大为进步了，他们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大多数是对的，必须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对，应当解释。” 这等于是在肯定前一阶段“鸣放”中大部分批评的合理性，要求社内虚心接纳。更进一步，它明确指出：“他们要求信任，要求有职有权，是对的，必须信用他们，必须给以权责。” 这几乎是直接回应了之前座谈会上对“有职无权”现象的尖锐批评。

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指示中甚至对已经被定性为斗争对象的也并未全盘否定：“Rightist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采纳。” 这种将“人”与“言”在一定程度上区分开来的态度，在当时的狂热斗争中，显得格外冷静和务实。

这份内部指示的传达，在ABC社高层和各级执行机关中引发了新的、更为微妙的波澜。

一部分较为理性的干部，如胡服和一些经济技术部门的负责人，对此深感赞同。他们本就对运动可能冲击正常生产建设秩序抱有忧虑，此刻更觉得应当尽力将运动控制在“实事求是”的范围内，避免伤及国家建设的元气和那些真正有才干的知识分子。

然而，对于那些已经被运动激发出斗争狂热，或者自身bureaucracy严重、正好借此机会打击报复那些曾批评过自己的人而言，这份指示无疑是一盆冷水。他们在执行中开始感到束手束脚，内心充满了困惑与不满。有人私下抱怨：“既要反击右，又要防止扩大化，还要承认他们大多数批评是对的？这仗到底该怎么打？” 那种希望借运动“好好整一整”知识分子的冲动，受到了抑制。

而在那些尚未被卷入漩涡的知识分子中间，当这股“纠偏”的风声透过各种非正式渠道隐约传出时，他们的心情更是复杂万分。一方面，他们看到了一丝希望，期盼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真能遏制住运动的恶性发展；另一方面，残酷的现实又让他们不敢轻易相信，毕竟，浪潮一旦掀起，其惯性绝非一纸内部指示所能立刻扭转。

霍雨辰在书房里，签署完这份文件，眉宇间并未舒展。他深知，在政治运动的巨大惯性面前，理性的声音往往是微弱的。他试图在雷霆手段中保留一份雨露恩泽，在坚决斗争的同时划下一条防止失控的底线。但这平衡之术，艰难无比。基层的干部能否真正理解并执行这“实事求是”的精神？已经被点燃的斗争烈火，是否会将这审慎的指示视作软弱而燃烧得更加猛烈？

他推动的这场运动，如同一匹被同时施加了鞭策与缰绳的烈马，其最终的走向，连驭手本人，也难以完全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