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

共和国历八年的夏天，星罗城的热浪与斗争的炽烈程度一同攀升。反击Rightist的机器一旦开动，便展现出其自身的巨大惯性和吞噬能力。尽管霍雨辰在内心深处试图为这场运动划定边界，但“锄毒草”的指令在层层下达和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扭曲和扩大。

六月二十九日，中央发出的《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是这种控制努力的最新体现。指示试图进行精细的区分，强调“对于那些仅有Rightist言论但并无Rightist行动的那些人，不要轻率地扣以Rightist的帽子。” 这是一种明确的降温信号，旨在防止斗争无限扩大化。指示甚至尝试进行量化管理，以星罗城高校和机关为例，提出“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并由此推及“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这份指示要求各级负责人“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其本意是希望通过精确统计，来约束下面可能出现的随意的、情绪化的打击行为。

然而，运动的逻辑往往与文件起草者的理性设计背道而驰。这份要求“心中有数”的指示，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催生了“指标管理”的雏形。一些地区和部门，开始将“四百人”、“四千人”这些参考数字，理解成一种隐性的任务底线，甚至将其作为衡量自身斗争是否坚决的标尺。

形势的发展速度超乎了许多人的预料，也包括霍雨辰自己。仅仅十天之后，七月九日，根据各地汇总上报的情况和不断涌现的“新材料”，霍雨辰对全国需要点名的Rightist分子人数的估计，就从四千人陡然翻倍，变成了八千人。这个数字的变化，清晰地反映了运动在基层呈燎原之势，斗争的网正在迅速收紧、撒开。

到了八月下旬，当霍雨辰在审阅统一战线工作部提交的《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顿风气运动的意见》时，他所面对的数字已经变成了一个更为庞大的概数——“全国约有十万Rightist分子”。这个数字，是根据全国各地、各单位如同雪片般飞来的反右斗争汇报汇总得出的，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运动的“深度和广度”，但其形成过程，已然夹杂了各级bureaucracy为了表现立场坚定、或者为了趁机清除异己而进行的夸大和攀比。这个“十万”的数字，指的是在全国范围内被划为Rightist的总人数，而并非仅仅是在高层“需要点名”的级别，但其规模之巨，已足以令人心惊。

霍雨辰在文件旁加注批示时，特别指出这十万人中“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人材，应当大力争取过来。” 这最后一句话，依然体现着他“治病救人”、“分化利用”的策略思想，他仍然希望能在雷霆手段之下，尽可能地为国家保留一些建设所急需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

但在书房里，当他放下笔，凝视着那个“十万”的数字时，一种沉重的疲惫感或许袭上心头。他亲手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放出了“鸣放”的精灵，又因局势失控而召唤了反右的雷霆。如今，这雷霆之势已非他一人所能完全驾驭。bureaucracy体系就像一架被启动后便加速运行的庞大机器，其自身的运转逻辑——宁左勿右、层层加码、表功诿过——正在深刻地影响着运动的最终形态。他设定的“实事求是”的界限，“治病救人”的初衷，在基层残酷的斗争实践中，正被不断地冲击和模糊。

他知道，这“十万”的数字背后，是无数个被卷入命运漩涡的家庭和个人，其中必然有被冤枉、被扩大化的。他也清楚地意识到，这股强大的斗争洪流，在涤荡了他所认为的“毒草”的同时，也必然严重挫伤了知识界的元气，加剧了bureaucracy体系的僵化与保守。

“形势比人强啊……”他或许会发出这样一声无人听闻的叹息。他试图驾驭风暴，但风暴一旦形成，便会裹挟着一切，包括风暴的召唤者本身，奔向一个未必完全符合最初设想的结局。共和国历八年的这个夏天，以“团结-批评-团结”的温和愿景始，却最终在反Rightist斗争的扩大化浪潮中，奠定了未来漫长岁月里万马齐喑的沉重基调。那试图控制范围的“四千人”指示，如同投入激流的一颗小石子，迅速被名为“十万”的汹涌波涛所吞没，无声无息。